2008年秋的一天,在北京和几位访问中国的日本作家座谈时,一位年轻的日本作家问道:在中国,作家和编辑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起10月初不幸因病去世的编辑家章仲锷先生。
1988年夏,我的小说《玫瑰门》将近收尾。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动笔之初,一切并不顺利。一方面,我自信心中培育已久的人物和故事配得上长篇小说这种体裁;但同时,我又没有一点驾驭这种体裁的实践和经验。我曾经在写了六万字之后毁掉初稿重新开始,因为那是一次和我的预期相距甚远的书写。当写作重新开始,我焦躁的心渐渐安静下来,写作的跋涉又一次启程,随着这跋涉的持久和深入,我仿佛找到了笔下人物的命运感和我写作的命运感,也因之获得了一些底气。我挑出《玫瑰门》中的几章,试着寄给了作家出版社一位年轻的编辑。依据那个年代的通讯条件和我经验中的编辑阅读速度,我揣测半个月左右能得到答复。
我没有想到,大约五天后,一个闷热的中午,那位编辑携带着我那几章小说,竟专程从北京来到当时我居住的城市保定。和她同来的,是被称为京城几大名编之一、时任作家出版社《文学四季》杂志副主编的章仲锷。
用惊喜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不过分的,当我把他们让进家门,才知道他们因为买不到火车票,乘了一列慢车,由北京一路站到保定的。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他们满头热汗,看上去十分疲惫。他们没顾得喝水,也没有多余的客套,刚一落座就兴奋地和我谈起《玫瑰门》。章仲锷毫不犹豫地肯定了这小说,同时他一页页地掀着我的稿子,指出着错字和不当的用词。比如我把“床笫”写成“床第”,他亲自改过,并告诉我“笫”的解释。笫,竹篦编的席。
天将黑,他们拿到了我的整部书稿,赶去火车站,又是只买到“站票”。
和章仲锷的交往就是这样开始的。他多是对作品的分析和一针见血的坦率批评。比如他对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无雨之城》就很不以为然。2006年初,我的长篇小说《笨花》出版不久,接到章仲锷长达六页的来信。他在信中详述对这小说的看法和评价,他认真地指出了一些错字,并就某一节中的一个词和我作了商榷。然后他还特别谦虚地谈到我用的几个字是他过去不认识的,而现在既知读音也知用法了,他为此感到高兴。
上世纪80年代一路走来的一大批中国作家,都得到过如章仲锷这样优秀的编辑老师在文学上给予的无私扶持或“力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坦然隐在名声、荣誉的背后,这样的老师,每当想起他们的名字,我永远心怀敬意。
铁凝简介
祖籍河北赵县,1957年9月出生于北京,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中共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铁凝的父亲是著名画家铁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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