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迈步从头越

　　公元1988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9周年之际，三军将士统一换上佩戴军衔的崭新军服。从电视屏幕上目睹此情此景，时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的姚望激动不已，当即电话指示《北京青年报》一定要搞好宣传。

　　如今回眸21年前实行的军衔制，人们欣喜地看到：作为新时期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已经载入人民军队的辉煌史册，并对军队今天和未来各项建设产生着深远影响。

　　正规化 呼唤告别“四不像”

　　“您是什么军衔？”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军一个代表团抵达美国，美方接待人员问代表团团长、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意思很明白：我们按什么规格接待您？怎么回答呢？1955年他获授少将军衔，可30年过去了，我军取消军衔制已20余年。无奈之下，美军只好给这位尊贵的客人估计军衔——算“四星上将”(和平时期美军最高军衔)吧。

　　这次出访代表的一个深刻体会是：没有军衔，不利于国际交往。

　　军衔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1979年，在一次重要军事行动中，狭窄的国防公路上坦克车、装备车、运输车和步兵队伍拥挤在一起，被堵在十字路口，黑压压一片……“部队的指挥官为什么不站出来？”首都北京，电视屏幕前的老将军们动怒了，可马上便意识到：一样的服装和徽章，部队之间又没有隶属关系，谁来指挥？

　　现实唤起了老帅和将军们的忧思：还是要实行军衔制！

　　历史上，我军也曾遭遇“尴尬”而采取“变通”之策：1946年，为了参加军调处工作的同志便于与国民党和美军打交道，中央临时授予叶剑英中将、陈赓少将、符浩上校等军衔；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到苏联，同样破例为他定中将军衔。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审时度势，一言九鼎：要搞军衔制！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原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闻讯后大喜：“搞军衔制，完全正确！”他说，部队“没有军衔，正规军不像正规军，民兵不像民兵，预备役不像预备役，游击队不像游击队，简直就是个‘四不像’。”

　　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作出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1985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实行新的军衔制”。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授予17位上将军官军衔仪式。9月16日以后，中央军委授予各大军区、军兵种中将、少将军官军衔及师职以上军官军衔仪式在各大单位相继举行。1988年10月1日，三军将士统一换着佩戴军衔的崭新军服。

　　从邓小平提出“要搞军衔制”到这一切变为现实，整整8年时间。8年间，部队正规化建设悄然“提速”：人员编配、规章制度在不断完善，军事素质、综合能力在不断提高。

　　23年 走了一个不闭合的“圆”

　　1988年实行军衔制，是我军建军61年历史上的第二次：第一次在1955年，可惜只实行10年，便在1965年6月1日中断了。

　　从1965年取消军衔制到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时间整整过去23年，地球绕太阳转了23圈，我们的军队也转过一个大圆圈。当然，这圆圈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螺旋式的。这是典型的“否定之否定”，显示出上升的力量和前进的趋势。

　　“否定”的一个具体步骤，就是“消肿”、动大手术。在1980年部队大规模精简整编的基础上，1982年下半年对铁道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实行大规模的转、合、减，进行第二次“消肿”。1983年，邓小平宣布一条震惊中外的消息：裁军100万！

　　“消肿”之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上上下下召集各方人士座谈论证上千次，逾4万多人次参加；仅《军官军衔条例》草案就先后修改20余稿；军委扩大会议和军委常务会议专门进行多次讨论……

　　一个科学准确的定位逐渐明晰：新的军衔制度，既不是对1955年我军军衔制度的简单恢复，又不是对外军军衔制度的照搬照套，而是立足于国情、军情，从我军自身客观实际出发，体现出“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

　　实行新的军衔制，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在有条不紊中展开。外电评论说，这是中国军队新的希望，是通往强大，通往不断胜利的新起点。

　　精气神 绝不辜负肩上的牌牌

　　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有1452人被授予将官军衔，大约有18万人被授予校官军衔，40.5万人被授予尉官军衔。

　　其中有个感人的故事，开国将军、“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贾若瑜，因年龄关系没能获授新的军衔。多年以后，记者问：“这事您怎么看？”这位可敬的老人回答：“我和其他老同志一样，真诚地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感到高兴，为获衔的同志感到高兴！”

　　这就是境界！当年，毛泽东称赞许光达主动请求降衔“是共产党人自身的一面明镜”。薪火相传的是精神，贾若瑜的豁达与谦逊同样让人感佩。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这是老将军们传承给我们的一份财富。

　　军衔是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号、标志，也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但，军衔更意味着一种责任。

　　“军衔，首先是指挥用的！” 对于实行新的军衔制，1955年授中将衔、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当年在医院接受采访时说：“在现代战争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情况下，没有军衔，要想有顺畅的指挥是很困难的。”

　　“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但在掌中看。”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军队的职能使命不断拓展，军人的责任与义务永远不会衰减。从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21年来，军队全面建设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不断推进，朝着“又好又快”发展目标不断迈进。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认为，军衔作为外显的荣誉，包含国家对军人贡献的综合评价，加之晋升军衔又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因而具有强大持久的激励作用。

　　“要的就是这股精气神！”面对采访，许多年轻官兵的回答令人欣喜：肩上有牌牌和没有牌牌大不一样，扛上了牌牌就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你的身份！履行你的职责！

　　本报记者　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