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下午,作家韩少功在汨罗乡下的院子里杀了两只自己养的鸡,然后赶往长沙,“求”着朋友把鸡收下。14日早上9点,他走进广州珠江宾馆,为广州市文联主办的“广州市高级文艺人才理论研修班”做了一场有关文学的讲座。讲座结束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半年在海南,为海南省文联主席的职务尽责；半年在湖南汨罗乡下,和三亩地里的动植物相处,韩少功的生活,被分成了这“著名”的两块。在讲座和专访中,他也从文学说到自己的生活,说到全中国的“大师焦虑症”和“文化大跃进”。

　　作品最重要是人物?

　　最笨的作家才用一个模子

　　讲座的主题是“理论研修”,韩少功讲的当然是文学理论。虽然他不是大学老师,但可能是作家中最有理论修养和实践的人之一,因为他的《马桥词典》、《暗示》等小说都有着强烈的实验色彩,而他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也影响了许多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不过,让人有点奇怪的是,韩少功并没有讲多少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学潮流、文学理论,甚至可以说,他的理论还有些“传统”。他从亚里士多德论悲剧的理论出发,认为作家对文学的贡献,或者说,作家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看他创造了多少品牌人物,“作家不能老是贴牌生产,打洋工,这种低端产能迟早是要被淘汰的”。

　　在具体举例时,韩少功并没有举小说的例子,而是举了影视剧的人物。他说,他看电视剧《潜伏》,就觉得里面的人物描写不错,每个反派人物都有区别,能给人留下不一样的印象。而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苍天》却让他头大到惊呼:“天啊,怎么看啊,都是一个模子。”“这是最笨的作家才干的事。”韩少功批评起来毫不留情,上这个频道的剧都拍成这样,在他看来是一件有点不可思议的事。

　　他还说起自己曾经从这个观点出发批评过王朔的小说。在一次和王朔的交谈中,他对王朔小说评价道:王朔小说的人物生动,但却太单一,“男女老少都贫,一贫到底”。

　　当代文学缺乏思想?

　　作家要探索人性的盲区

　　在中国文学界(准确点说是在媒体上)掀起过轩然大波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曾一再强调“中国作家没有什么思想”、“中国作家语言很糟糕”之类的论调。在说起文学与思想这个话题时,韩少功说:“把思想用到文学中来,我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文学的思想和一般意义上的思想不一样,作家要干的是其他社会科学干不了的事,探索人性的盲区”。

　　同时,他也承认,当代作家确实缺乏思想,而且,这不仅仅是中国作家的事,“以前人们把萨特这样的作家的思想称为‘萨特主义’,现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当得起‘主义’这个名词了”。

　　他分析,思想世界性的缺失,一是因为生活高度理性化、制度化,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自然少了思想的冲击,“红绿灯坏了,德国人会一直把车停在那等人来修,不会有人想着闯红灯,没有冲突和碰撞,也就没有新思想的诞生”。

　　其次是因为信息泛滥,在信息的裹挟之下,无论什么都可以得到解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似乎已经到顶了,于是大家都变成了思想懒汉。

　　第三是因为全球化带来思想的雷同。人们穿的一样,吃的一样,想的也一样,没有差异。

　　第四是因为体制的设置,包括教育体制等,让人们缺少自由的心灵,缺少活跃的思考,“我们那一代人,脑子和心灵的成长很多是野生的方式,现在文科教育体制的弊端很多”。

　　加大投入培育大师?

　　想想中国足球就明白了

　　当顾彬批评中国作家没什么思想的时候,何三坡等评论家曾经据理力争、多次反驳；但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缺乏大师,估计不会有什么异议。

　　韩少功自然也没有异议。比起顾彬的只说论断少说原因,韩少功还为这种现象作了自己的补充:这是全世界的现象,不光中国,俄国、美国、日本,这些我们认为文学水平很高、出过很多大师的国家现在也都很焦虑啊。“有个法国朋友请中国作家去法国,有人就问他,法国文学影响那么大,请法国作家不就行了,他回答说,等我们法国有了好作家再说吧”。

　　他说,不知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在对文学起作用,“唐诗宋词后人怎么就写不出那样的高峰呢?聪明人应该并不比那时候就少。这就跟植物的生长一样,去年我的桔子收成不好,今年却结得特别好,但豆角、黄瓜又不好了,我每年是一样下肥,一样除草啊。　　

　　因为缺乏大师,于是整个社会对大师的呼唤也就来了。一方面,人们对大师已经有了几乎是本能的抵触,比如前一阵李辉对文怀沙的批评,另一方面,人们对大师又有发自内心的渴求,都希望一夜之间,中国从此遍布大师,全世界用的都是中国的学说。

　　韩少功一语点醒梦中人:“现在文化一方面看上去很热,另一方面,文化的角色又很低,各个地方做的多数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事。”而对各个地方“加大投入、培育大师”的举动,他则评价说:“管理者做这些事情都是出于好心,但效果却可能是拔苗助长。一颗种子,有它自然的生长过程,你把它放在大棚里,下化肥,长出来的那味道就差很远。”

　　在他看来,过30年再来说这事才比较合适,“我们的文化地位和大国地位确实不相匹配,但想想,我们付出多少年,付出多少智慧、多少代价,才在经济上找出一条好的路,文化需要的路只会更长。怎么处理东西方文化问题,在冲突和融合之间找到我们的机会,创造我们新的文化,再过30年,这个问题可能也解决不了。想着投钱就能在短期内出现一批大师,这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大跃进’。心是好的,可别办傻事——想想中国足球就明白了,我们不缺钱,不缺苗子,可这么多年还是这样。”

　　作家都有中年危机?

　　专业作家不应该终身制

　　对中国作家的另一种普遍的批评,是很多中国作家一过中年就很少再写出优秀的作品,这种批评曾被概括为中国作家的“中年危机”。对此,韩少功也表示认可,“中国作家很容易养尊处优。一旦你写出一些成就,以前有政府资源供奉,现在又加上了市场资源”。

　　他所说的政府资源,主要是专业作家体制。“专业作家体制对有些作家是需要的,比如史铁生,他的身体不好。但对大部分作家来说,没什么好处,扼杀创造力,肯定要改。具体怎么改有很多种办法,比如可以一段时间是专业作家,一定年限后到期。专业作家制度不应该是终身的,至少应该有进入和退出机制。”

　　而他所说的市场资源,则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现在一个作家就算不写了,资源也是用之不竭的,出书、演讲、做嘉宾、影视改编,这时候,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可能已经完了,但剩余价值也用不完。上一代作家是没有这种情形的,一停笔,就不在公众前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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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少功的生活状态——　

　　一半在城里,一半在乡下

　　韩少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现在的城市里,青年人没有热情,女人没有优雅,男人没有刚毅,老人没有慈祥。在讲座上,他又说了另一句,每天笑脸常开的人有几个?路上人人都衣着光鲜,可每个人脸上都像在打官司。这些话也许能作为他跑去汨罗乡下的解释之一。

　　在讲座与专访中,韩少功不可避免地被问及他“一半在城里,一半在乡下”的生活状态。每年4月到10月,韩少功住在汨罗,每天劳动一小时以上,想写就写。他去那里不是归隐,因为他还得经常回海南工作,也不是旅游,因为他一呆就是半年。他自己更愿意把这种生活当成一种休养:包括身体、心灵和脑力的。

　　在乡下,他的身体能得到平衡:“现在都市生活有点毛病,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平衡,在城里,我要劳动,只能洗碗拖地,可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洗碗。”

　　在乡下,他的心灵也能得到放松:“城里吃饭应酬我最怕,文学界的、文艺界的、教育界的、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海南那么小,城市那么方便,来了打个电话你都得出来。在乡里,我出行不便,这些就都省了。每天看动物和植物,动物傻傻地,很天真,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忠心耿耿,眼睛瞪着你,你不由自主就心软了。”

　　乡下也并没有闭塞,他可以上网了解外界,这里反而让他思维更开阔:“在城里,全球化影响下的生活是模式化的,交流基本是同质化的,你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在乡下你能接触到和你不一样的人。当然,现在乡下也在同质化,但影响没城市那么深,比如结婚仪式基本和城里是一样的,但丧礼还是老式的为多。”

　　不过,他也奉劝大伙,别都想着住乡下,“住农村并不容易,除了寂寞难耐之外,你得没有小孩在上学,毕竟孩子的教育你不敢耽搁,你得没有老人需要照顾,而且你自己身体也得不错,不然生起病来不方便。最重要的是你工作得不忙。这么一算下来,可能99%的人都没有这种可能性,就写作画画的人比较方便。”记者　蒲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