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学着用喝酒与中国人“搞关系”

　　韩国《朝鲜日报》认为，中国官宴、私宴上“逢酒必醉”，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喝酒关系到礼节、面子和人际关系。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很多人只要办事，先想到有没有关系，而只要求人，几乎必以请客喝酒开场。以至于不少西方国家向将要前往中国公干的本国人提出忠告，要懂得用吃喝维持人际关系。

　　英国政论性杂志《TABLET》题为“建立‘关系’的秘诀”的文章说，如果你想与中国人做生意，低估“关系”将会带来风险，几乎所有中国商人都把“关系”视作重要资产。文章列举了10个建立“关系”的秘诀，其中有3项与喝酒有关。包括参加宴会敬酒时一定要学会说“干杯”；要努力寻求在酒桌上达成理解和共识；喝白酒时切记：中国人欣赏你的“开放性”。

　　在法国，工商经贸专业杂志常会出版一些商务指南，提醒商务人员注重礼貌礼节。经济杂志《扩展》编印的《商务行为指南》介绍说，在商务宴请中，敬酒应该在用餐正式结束时进行，喝酒时嘴里不能有食物，喝完后要抹嘴唇，酒杯里应当剩一口酒，不能见底，此外，不要强行向他人敬酒。但《指南》也特意说明：在中国例外，中国人喜欢敬酒，法国的商务人员应该了解这一点。

　　“中国有个词汇，叫关系。大到开办公司，谋取职位，小到孩子入托上学，都要有关系，”英国《金融时报》这样写道，“那是一个迷宫般的网络，外人很难窥得其中的奥秘。维护‘关系’这个迷宫，需要昂贵的成本，烟酒就是其中的一项。”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说，作为一位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如果想在中国获得成功必须有“关系”，“这种相互影响在中国很重要。”但对于一些西方人认定，“中国的关系等同于腐败”以及“酒桌下暗藏幕后交易”的说法，该报称，专家并不认为搞关系不道德，在中国，“关系”并不意味着在达成交易后就可以任意妄为，它只表示，商业伙伴需要发展比西方标准更深厚、密切的往来联系。

　　多国严控酒桌社交成本

　　一位美国商人曾在中国媒体撰文说，对于想在中国开拓业务的外国公司来说，美欧公司不如日韩企业具有优势，“因为韩国和日本的生意习俗跟中国的饮酒标准有相似性：他们也喜欢把自己喝得晕头转向，以向中国同行表明他们的真诚和勇气。”

　　日本和中国一样，自古以来就把喝酒当作沟通感情、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即便是日本最普通的职员，每周也至少有一两次酒局。而且在日本，拒绝饭局邀请的风险更大，可能有被排挤、甚至丢饭碗的危险。但日本人在酒桌上绝不劝酒，大家心照不宣，自我控制，而且原则上都是自掏腰包。大多数日本员工的每月工资，都会预留固定比例作为应酬用款，高级管理层的比例更高。也许正因为如此，日本酒局虽多，却很少衍生出挥霍公款、腐败等问题。

　　在韩国，人们正试图抛弃喝酒陋习。韩国媒体去年说，该国一半以上的上班族，无论男女，“一喝酒就暴饮”，每年有20万亿韩元浪费在饮酒上。一位在韩国工作多年的中国人告诉记者，韩国人喝酒的习惯正在发生变化，以前他们喜欢晚上请人吃饭，吃饭时一般都喝“炸弹酒”，喝到很晚后还要再换地方喝啤酒。但现在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在中午请人吃饭，尤其是正式的商务宴请，一般只喝一点红酒或一杯啤酒。现在韩国一些公交车内的显著位置上还贴有“拒绝喝酒并不失礼”的公益广告。在朝鲜，2005年初曾刊发居民教养材料《根除侵蚀社会主义的“酒风”》，批评人情往来以送酒为美的现象以及不分场合时间动辄大摆酒宴的现象。2007年，朝鲜还出现过针对军队士兵的演讲材料《军队沉迷酒风则社会主义就会灭亡》，里面提到，前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饮酒成风，而军人泡在酒里就无法保卫社会主义，因此助长“酒风”是叛逆国家的行为。

　　西方国家对公务宴请中饮酒成本的控制非常严格。托比尔斯是英国在野党保守党的铁杆党员，常要参加英国政坛的各类酒会。他告诉记者，尽管英国人很爱喝，但想在公务场合“喝个够”的机会却几乎没有。如果是政府部门或政党组织的酒会，每位登记参加活动的人只能分到一杯酒，因为主办方对财政开支严格把关。托比尔斯还经常往返中英两地，他说，多数英国朋友在听了他对中国酒桌文化的介绍后，都为这种铺张浪费感到可惜。一些朋友认为，如果是个人行为就是道德问题，但要是政府行为就涉及法律了。不过托比尔斯常告诉他的朋友们：“想让中国人把五千年的酒文化一下子来个大改变，就像英国人把女王赶下台一样，不那么容易。”

　　在“啤酒之国”德国，布伦瑞克市的官员丹尼尔向记者介绍说，德国政府部门和企业有非常繁杂、严格的报销程序，首先要在请客前填写一份“请客计划”，详细列出宴请地点、菜品、酒品标准以及请客目的，经批准后才能实施；吃完饭要在发票上标明每道菜和酒的价格，还要汇报请客效果如何。丹尼尔说，德国公务宴请中酒的标准一般是每人一杯，不超过2欧元。如果违反规定，除了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质疑，各联邦州的腐败案件处理中心还可协同联邦审计署专案小组对其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