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于1934—1935年第一次代理华中大学校长期间，结识了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华中大学理学院教授卞彭(后为理学院院长)的夫人是王世杰的独生女。同行加亲戚，两校领导也多有往来。大约1936年王世杰调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8年2月来武汉公干。父亲知道后，于2月14日在武昌昙华林华中大学设便宴招待他。

　　席间，父亲陈述了华中大学近况以及暑期西迁的准备，特别讲述了南京大屠杀惨案，并将贝德士1月10日信函交给了王世杰。近代史学者章开沅教授(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现华师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在《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详细记述了1938年2月14日《王世杰日记》：

　　今日由汉口渡江赴武昌，去华中大学之餐约。席间该校代理校长黄溥，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国教授Bates，最近托美国军舰带出之信息。据B氏1月10日函称，日军入南京后，其强奸、抢掠与残杀无武器人民之惨状，有非外间所能梦想者。全南京城内，日军强奸妇女之案件，德国人估计在二万件以上，即仅就金陵大学校舍而言，难民之选避该校中者，约三万余人，强奸案当在8000起以上。有十一岁幼女与五十三岁老妇，亦未能幸免者。至于城内房屋及商店，殆无一家未被抢劫者；劫后往往以化学药物纵火焚烧。此种强奸行为。往往于白昼行之，并往往为军官领导为之!业经放弃武器与军服之华兵，以及一般难民，被日军任意枪杀者，触目皆是。外国人之留在南京者，亦多受侮辱与劫掠，各国使馆俱被劫掠。

　　章开沅教授指出，这段引文摘自“《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第一册，第163、178-179页”，并在注释中特别指出，“1991年秋，吴相湘先生曾经由‘对日索赔会’同仁章铨函告，由此可知，当时中国政府是由Bates信件始知南京大屠杀事，故贝德士文件，见得有副本，其重要性可知矣。”事实证明，当时国民政府是由贝氏这封函件才知道南京大屠杀惨案的。

　　约翰·H·D·拉贝和费吴生都翔实地记有日军暴行日记，1996年《拉贝日记》才出版。史迈士教授编写、在国外出版了《南京战祸写真——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并附有当时拍摄的日军暴行照片，是极其珍贵的“证据”。但是，这些珍贵史料都是大屠杀之后才出版的。现在查有实据的贝德士1月10日信函，是最先向外界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极其珍贵的史料。章开沅教授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看到了这封信函的原件(原文已由章开沅全文翻译，约3800字，登载在章开沅著《辛亥前后史实论丛续编》中“让事实说话”一文，第275—280页)，并且考证了登载有这封信函内容的《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出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