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慢工细活的作家阿来终于推出新作《格萨尔王》，这距他的《尘埃落定》已经11年。在这中间，他仅在2005年推出长篇系列《空山》。

　　阿来不是多产的作家，今年6月，他准备了半辈子的《格萨尔王》终于出版了。这部作品作为“重述神话”国际项目的系列之一，是否能打破此前苏童、叶兆言等人的作品在评论和销售方面的惨淡景况？

　　格萨尔王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天灾人祸遍及藏区，妖魔横行，黎民百姓遭受荼毒，天神之子格萨尔降临人间，他凭借自己非凡的才能和诸天神的保护，降妖伏魔，铲强扶弱，给人间带来了幸福与安宁，于是天神之子的英雄事迹在人间流传开来，人们不停地讲述和传颂，祖祖辈辈敬仰英勇仁慈的格萨尔王，其雕塑遍及藏区。

　　一贯慢工细活的作家阿来终于推出新作《格萨尔王》，这距他的《尘埃落定》已经11年。在这中间，他仅在2005年推出长篇系列《空山》。

　　为什么写得这么慢？他有个著名的一夜情理论：“就像轰轰烈烈谈过一次恋爱之后，马上又开始和另一个人再这么刻骨铭心地来一次，我做不到。小说写作对我来讲，不是一夜情的事情。”

　　其实，他重述藏族活史诗《格萨尔王》的消息，早在2003年就在圈内传开。据说，他曾在某些场合表达过这个创作构想，“每次都略带激动”。

　　今年6月，出版方终于宣布：阿来准备了半辈子，最看重的作品《格萨尔王》完稿。

　　跟阿来聊天是个舒服的过程，进入气场后，他几乎没有什么禁忌话题。骨子里，他对人类命运之类宏大问题的答案都比较悲观，在新作《格萨尔王》中，这种怀疑与悲观也自然地流淌着。这种立场，让他的言行多了几分洒脱，甚至让我忘记正跟我聊天的这个人还是体制内的“省作协主席”。

　　“我准备了半辈子”

　　偏居川地，加上作品并不高产，阿来这些年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并不高。两年前，阿来曾如此表达对《格萨尔王》的期待：“我迫切希望开始‘重述神话’《格萨尔王》小说的叙写，因为那样就又可以回到写《尘埃落定》时那种自由神采的岁月里了。”

　　南都周刊：不妨先聊聊小时候都看过哪些神话？

　　阿来：我生长在偏僻的农村，那里大部分是文盲，现在说就是文化沙漠，神话我也没接触。到了80年代，我也20出头了，开始贪婪读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的《山海经》、《西游记》，藏族的《格萨尔王》，在很多场合也开始接触。

　　南都周刊：《格萨尔王》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你觉得这么说是不是合适？

　　阿来：可以这么说。更重要的是流传方式，它不是讲述，是口头演唱的方式。要说区别，《格萨尔王》是100多万行，《荷马史诗》是二三十万行。前者直到现在还是口头传唱，后者却只存在文字中。

　　南都周刊：作为藏族英雄的格萨尔王，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

　　阿来：说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比如昆仑神话里的西王母，在史记里有个影子。通过不断地加工，这个形象不断地脱离现实生活，有了文学的生命。对喜欢这个神话的普通人来讲，有没有这个人并不重要。

　　南都周刊：据说这次的《格萨尔王》是你“准备了半辈子”，并把它作为“最看重”的作品？

　　阿来：这部作品我花的气力确实比较多。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跟同时代的作家来比，我非常低产。写作是手艺活，如果随便写，每年写个两本没问题。但这样的写作对我有什么意义？今天这个时代，写作被看做有点小名小利的行为。但对我来说，更是个人的修为。不管怎么讲，我衣食无忧，不会饿肚子，作品少了也不会焦虑。

　　南都周刊：你做了很多史料的准备工作，还去实地探访。过于重视史料，会不会限制了你的自由发挥？

　　阿来：我坚定地表示不会。格萨尔王也有格学，就跟《红楼梦》有红学一样，100年前，国外就有人靠研究这个拿博士了。人家都研究了100多年，有不少成果。但要什么不要什么，这种取舍就表明了我的角度。

　　新小说将由两条主线交叉并行推进，一条主线是围绕格萨尔王展开的，另一条线索则围绕着一位神秘的格萨尔艺人展开，他的存在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今人的视角。艺人跟传统故事之间，是互相塑造的。

　　南都周刊：这种写法有难度吗？

　　阿来：当然有。没有难度我不会写的，哈哈。

　　南都周刊：格萨尔王在传说中几乎是个完美英雄，你有没有赋予他更人性化的东西？

　　阿来：我有一些怀疑。他是上天下来的，使命就是为人间斩妖驱魔。但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带着困惑，妖魔是被除掉了，他之前要带给人间的幸福并没有出现，人世间仍然有争斗压迫和痛苦。妖魔不再统治人类，人开始统治自己。

　　南都周刊：你只是表达了了这种困惑？我在故事梗概中看到“慈悲”这个词，这是你力图给出的解药或者答案吗？

　　阿来：没答案，怎么可能有答案。这还是人性的问题。

　　“我就是一个有点自尊的人”

　　阿来把加入“重述神话”项目看成一件有点体面的事。但加入项目前，他拖了一段时间才跟出版方签约。“你不能干涉我的创作自由，你不能对我有什么要求。要么就给我自由，要么就不参加好了。”

　　南都周刊：你曾把写《尘埃落定》的过程比喻成恋爱，还曾说写作不是“一夜情”。这次写《格萨尔王》又是怎样？

　　阿来：有没有内容要表达，与想不想表达，对我来说后者更重要。要有表达的价值和愿望，才去表达，就跟爱一个人一样，不好勉强。

　　南都周刊：写每本书都是这个状态?

　　阿来：都像是谈一次恋爱。这算是代偿机制吧，现实中没有实现，用这个实现，呵呵。

　　南都周刊：从《尘埃落定》到《格萨尔王》，主题都与藏文化有关，但你似乎不愿成为藏族文化的代言人，是什么让你如此抵触？

　　阿来：我的出身没办法选择，我写不了上海的咖啡馆，北京的酒吧。这个太假了。我们的当代文学有个不好的风气，动不动就贴标签，国家啊，民族的之类的标签，但我们的作品跟这些宏大的庄重的词，非常不相称。我个人把文学看成很庄重的事情，如果多谈这个，就把本来庄重的事情搞得不庄重。

　　南都周刊：谈谈“重述神话”。这个项目一直质疑不断，有人说“重述神话”是山寨文化，你对此似乎还表示认同？。

　　阿来：这要看怎理解山寨文化。我认同精英文化，但对传统文化我不是顶礼膜拜，比如我在《格萨尔王》中加入了我的怀疑，增加了现代人的理解。

　　对传统，我们往往有一种态度，就是戏说它，解构它，颠覆它。我个人来讲，在文化上不是红卫兵。红卫兵的做法是，先不管我建立什么，先把旧的东西打碎。这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现象，这是很可怕的。我们打碎了很多东西，我们建立起来的东西不见得比原来的东西好。我们说这个房子不好，先把它推倒，不问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再建。解构这个词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但在中国变成了变本加厉的东西。

　　南都周刊：也正是因为“重述神话”的项目，《格萨尔王》将同时以六种语言在全球推出。功利地来讲，《格萨尔王》也许比《尘埃落定》国外获奖的几率会大一些。

　　阿来：这个我不考虑。我也获过一些奖。人家给我奖，我也很高兴。但我不会揣摩别人需要什么东西，很多作家比我聪明，在写好小说的同时，还能揣摩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是一个笨蛋，能写好小说，已经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了。

　　南都周刊：那还是让别人揣摩你比较好。

　　阿来：呵，我也没想让别人揣摩自己。我放弃了很多事情来写作，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写作相对来说还是简单的事情。它只跟自己较劲，不麻烦别人。如果你揣摩了，那就把简单的事情又弄复杂了。

　　南都周刊：这可能会影响别人对你的评价。我看到一个报道，整篇的一个中心意思说你是“一个骄傲的人”。

　　阿来：我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在人类已有的精神成果面前，我在不停学习，是个很谦卑的人。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是为了特别目的就对人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很多人已经习惯别人对他这样，如果遇到不是这样的人，一个自尊的人，他们就会觉得不习惯。其实我就是一个有点自尊的人。

　　“作协里没几个作家”

　　每次写完一部作品，阿来都喜欢自驾车出去旅行。这次，出版方找了很多读者和媒体跟阿来一块走藏区，这让他感到“有点表演的感觉。”。之前，他曾在杂志社任社长，今年2月又出任四川省作协主席，“一大帮子人跟我后面走，从内心觉得挺没意思”。

　　南都周刊：作协似乎成了一个体制的象征，谁退出作协，就是个人自由的坚持，金庸进入作协，形象似乎就受损。为什么会是这样？你作为四川省作协主席，觉得这种形象有没有可能改变？

　　阿来：不可能的。这个不可能。作家协会不是自己成立的东西，它是官方的一个机构，这是跟中国的整个体制联系在一起，它只不过是中国众多的官方机构中最不重要的一个而已。所以作家协会中没有几个作家，甚至大部分都不是作家，有着大量的党政干部。

　　有些人真的是想作协改好，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但在目前这个情况下，马上很好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体制问题。它虽然是官方机构，但没有官方机构法定的权力，说说它也没有什么危险。有些人总拿作协说事，在社会上博得很多喝彩，能得到很多好处，这个好处已经被很多嗅觉灵敏的人发现了。又没有风险，又有好处的事情，谁不干呢？

　　南都周刊：你还是挺敢说话的。

　　阿来：这有什么不敢说的，这都是事实。对吧？中国改革，我们总觉得体制性改革慢了。比如说哪天，我也可能退出作协，我就悄悄地不去了，不会在媒体上炒。

　　南都周刊：但媒体也会追着你问的。

　　阿来：那我也可以不回答。这些都很正常。就跟我们离婚了，我们跟朋友疏远了，一样的。作协就是官办的群团组织，当个作协会员也没什么好处，就是吃吃饭，开开会，退出了也没有什么损失，少开几次会而已。

　　我在文坛上可说是特立独行的，不属于哪个派，没有哪个前辈是我的老师。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南都周刊：这个时代，对中国作家来说不是好的时代？

　　阿来：我们对小说给予了太高的期待。不仅是作者对自己有期望，我们的读者也有期望，媒体也期望，出版社更期望，因为已经变成产业链的一部分了。但我们刚进入市场经济刚开始，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很迷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处理方式是，我们不知道新的是什么样子，就只能在旧的样子里做的更好了。

　　文化是周期性的东西，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着急，但历史上文学出现百年的空白，很正常。

　　南都周刊：你对很多事都不是很乐观。

　　阿来：对今天这个世界有什么乐观的？对人有什么好乐观的？而文学相对于人类的命运来说，更是个小问题。

　　《格萨尔王》　　阿来著/重庆出版社2009年8月版/28.00

　　南都周刊记者·张守刚 北京报道 摄影·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