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当1929年马歇尔在本宁堡步兵学校发动“本宁变革”时，他最先想到的便是让史迪威担任战术科主任，这个关键职位。马歇尔变革的意图，是造就一批真正能带兵打仗的战地指挥官，以应对未来机械化战争的需要。

　　JohnEastbrook：马歇尔非常看重史迪威，因为他认为史迪威不墨守陈规，不拘泥于现有的做事方法。史迪威总是说“等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干？”，他总是在思考，寻找新的方式做事。

　　解说：在本宁堡的日子里，史迪威以要求安格和善于提出挑战性问题而著称，他不断被马歇尔誉为是在战术和技术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的天才教员，也获得了伴随他一生的著名绰号“酸醋乔”。

　　JohnEastbrook：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学员，在军事观察报告中犯了很明显的错误，如果在真正的战斗中，你给出错误的报告，那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史迪威大发雷霆，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这个军官，以及课上的其他军官，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第二天早上有一幅叫作“酸醋乔”的漫画，贴在了布告栏里，画里表情凶巴巴的史迪威，正从一个醋瓶子里冒出来。史迪威非常喜欢这幅画，他征求了作者的同意，把画复制了分送给他的朋友们。

　　解说：史迪威晋升为上校，并于1935年7月7日重返北平时，作为军事观察员，摆在他面前的是中国的未来、日本的扩张以及对美国的影响。但他无法料到，两年后这一天爆发的事件，将彻底改变整个中国，以及他自己的命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响彻夜空，几天后成千上万的日军，越过长城进入河北，运兵车以半小时一班的间隔通过山海关。日军的暴行让史迪威深感厌恶，他破例采取了不合常规的方式，把自己给美国情报部的电文，放在办公桌上供记者参考，“这样世人就有可能了解，日本在关内进行入侵的真实情况”。

　　敖依昌(史迪威研究中心教授)：随着卢沟桥事件以后的演进，中国的华北战事的扩大，他当时到了张家口，当时日本人对他非常不礼貌，就是很冷淡，而且很傲慢。在这个时候史迪威他是憋了一肚子火，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为了摸清情况，也只好委曲求全。

　　JohnEastbrook：他当时去前线考察，感到非常非常煎熬，日本人为外国武官们，安排了一个军事考察的线路，只带他们去事先指定的地点，看事先安排好的东西。只告诉他们对日本有利的资讯，史迪威对此非常质疑。

　　敖依昌：其实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应该说是犯下了很多罪行，那么他为了掩盖他的罪行，他还要组织各国的外交官，参观这个当时的战场和攻占的城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故意，不邀请史迪威。

　　解说：事后，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已经和这场战争无缘了，我被视为中国人的朋友，他们都把我看作麻风病人”。

　　然而，中国缺乏统一的政策和防御计划，造成抗战初期的节节败退，这些都让史迪威深感焦虑。而更让他愤怒的是，自己的国家为了换取幻想的安全，对日本的侵略无动于衷。卢沟桥事变以来，美国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卷入战争。

　　JamesBradley(《父亲的旗帜》作者)：那时美国只有很少的中国人，中国在美国没有任何政治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人站出来说，我们帮帮中国。就像美国在“二战”时期，不会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也不会帮助澳大利亚，美国人也不会帮助挪威、比利时、法国，美国人说我们不要战争。

　　解说：1938年12月28日，在中国此后7年的战时首都重庆，史迪威见到了蒋介石，但他对这位后来成为他宿命般对手的领袖，评价并不高，认为“蒋介石对在他指挥下，经常出现的混乱，负有直接责任”。在卢沟桥事变近两年后，史迪威原来希望军事抵抗会更加协调有效，但是并未出现。

　　1939年5月1日，史迪威武官任满，离开的日子到了。此时的史迪威已经56岁，在陆军服役了30年，再过一年，他就已经五年没有升迁过了，他感觉自己会和其他退休的上校一样，黯淡平庸地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然而在回国的路上，他却得到了马歇尔越过了军衔比他高的34位高级军官，升任参谋长的消息。同时他也得知，马歇尔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拔自己为准将。在发来的贺信中，有人这样写道“如果在不久的将来爆发了战争，那么史迪威会在战场上证明，这个任命是正确的”。一个月后，战争在欧洲爆发了。

　　何亮亮：卢沟桥事变后，有一次史迪威在观察中国军队的调动时，在一个山顶上五到远处，有个长长的东西，像一只百足虫一样在缓缓移动。原来那是一列货车，正被一个连的中国士兵，从两侧推着前进。史迪威默默地看了一会儿，这种蜗牛般的做法，然后对身边的人说，“就是这种精神最终将征服日本”。

　　在中国的多年经历，让史迪威看到了中国人身上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他深信穿草鞋、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一旦装备完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就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士兵抗衡。当史迪威这次离开中国以后，中国人开始了艰苦的独立抗战。四年后战局的转变，让史迪威终于有这个机会，来证明他的这个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