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边远山区儿童送戏500多场，惠及观众近20万人；先后在北京、武汉、太原、昆明举办6期工作坊，培训从业人员120多人次，全国13家儿童剧院团受益——这就是日前刚刚落幕于济南的中瑞“儿童之声”戏剧项目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作为瑞典国际开发署(Sida)资助的国际文化项目，“儿童之声”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儿童剧团的经济资助及艺术辅导，帮助当地创作出更多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教育意义的小型儿童剧，深入山区和乡村为没有机会欣赏戏剧的儿童进行无偿演出。中瑞“儿童之声”启动于2007年，今年是最后一年。事实上，能够被看到的往往只是可统计的成果，而另一些暂不可统计的变化和必须继续的思考却是悄悄酝酿的。在中国儿童剧艰难行进的现状面前，在“儿童之声”项目历时3年的努力建设之后，这些隐藏的变化与思考显然已不能随着项目的结束而结束。究竟如何作为，才能使中国儿童剧这项由“儿童之声”开篇的“星火计划”得以延续？已经成为所有中国儿童剧艺术工作者乃至社会各界应该正视的问题。

　　更新戏剧观念从沟通开始

　　本届“儿童之声”工作坊瑞典方派出的培训专家是来自斯拉瓦剧团的3位艺术家，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他们不仅对来自国内10家院团的表导演从业者进行了专业培训，而且为主办地泉城的小朋友们带来了精彩的“儿童戏剧表演互动场”和生动的小演员培训课。在3位瑞典艺术家的带动下，济南儿艺的排练厅和宝贝儿剧场摇身一变成为充满欢笑的游乐园，不仅前来培训的演职员们活力四射，新鲜的互动环节也让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兴奋异常，他们纷纷跑上台与演员互动表演，每个孩子都玩得很开心。训练和表演基本都靠无实物的肢体语言完成，看上去显得有些非常规，没有刻板的台词背诵，没有规范的形体要求，时而歌唱、时而呼喊、时而奔跑、时而舞蹈、时而翻腾，通过各种规定情境下即兴的肢体动作发挥，演员们爆发出强烈的创作冲动，进入身心放松而自如的表演状态；孩子们则从中锻炼了勇气、解放了天性；原本陌生的演职员之间、原本疏离的台上台下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的人际破冰，达成和谐、亲近、融洽的沟通。

　　“瑞典的艺术家们特别善于进行儿童素质教育拓展训练，演员可以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与儿童互动，启发他们挑战自我，这是我们国内儿童艺术院团需要学习的。”济南儿艺院长丁小秋如是说。事实上，灵动、自然、亲切的交流式表演，正是瑞典儿童剧区别于一般中国儿童剧的重要特点。这一点，在中瑞“儿童之声”先后举办的6期戏剧工作坊培训中，中国的儿童剧艺术工作者都有深切的体会。合作以来，瑞典共派出儿童剧专家12人次来华讲学，国内13家院团的120人次参加了培训。“瑞典堪称儿童剧王国，是世界上儿童剧最普及、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的孩子从6个月大就开始观看儿童剧，瑞典儿童剧根据不同年龄层观众的交流需要进行创作，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看不同的儿童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很注重和孩子近距离沟通。在这一点上，我们无论观念还是操作，显然都很不足。”国际剧协中国中心秘书长、中国剧协外联部副主任王岭说：“‘儿童之声’项目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儿童剧的编导和演员，改变戏剧观念。工作坊的培训对提高我国儿童剧工作者的创作水平和艺术修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促使我们对国内儿童剧创作存在的很多问题重新开始正视与思考。”

　　普及戏剧教育从乡村开始

　　据王岭介绍，除培养编导演从业人员外，“儿童之声”项目的核心是为尽可能多的弱势儿童提供看戏的机会。自2007年起，中国剧协与瑞典戏剧联盟达成合作意向，以中国剧协作为总协调单位，依托山西省职业戏剧学院、山西省话剧院及昆明民族歌舞剧院儿童剧团，开始在山西和云南的边远山区送戏下乡，使成千上万的山区儿童在家门口看到精彩的儿童剧演出。3年来，两地共下乡演出500多场，观众人数近20万，取得了极佳的社会反响。

　　仅以昆明民族歌舞剧院儿童剧团为例，依照与瑞典签订的项目合同，瑞典3年共提供100万克朗的资助，昆明需要每年完成80场演出、为10所学校举办戏剧夏令营。昆明方面年年超额完成任务，3年演出300多场，在30多所学校进行过戏剧夏令营，足迹不仅遍及昆明所辖的14个县市区，还扩充到曲靖、德宏、楚雄及大理周边等边远地区。3年来，该剧团围绕环境保护、远离毒品、正确对待网络游戏、男女平等、艾滋病知识普及、关心关爱弱势群体6大主题，创作了《环保卫士》、《海洛因的自白》、《游戏梦》、《到底谁有病》等儿童短剧，以及大量曲艺、歌舞等综合节目。这些剧目和节目送到山乡，受到了广大师生和乡民的欢迎与赞誉。演出结束后，往往是孩子们眼巴巴围着问演员们什么时候再来，教师则会感叹“相比在城里生活的孩子，边远地区的学生更需要艺术教育”。2008年“5·12”地震后，昆明民族歌舞剧院儿童剧团及时把“儿童之声”项目和服务灾区结合起来。“当时云南共有10所学校接收了400多名来自灾区的孩子，我们的戏剧夏令营就选择了这10所学校作为服务单位。”昆明民族歌舞剧院儿童剧团团长刘玉清介绍，“那期夏令营最终的反响很好，但是过程却很曲折。虽然大家都很关心灾区来的这些孩子，但是他们年纪小，刚刚受过灾，又远离家乡，我们派去辅导的演员几乎都遇到了抵触。但是想到他们是如此特殊的群体，演员们就加倍用心和孩子们沟通、交朋友，最后所有有抵触情绪的孩子全都被打动了，和我们的演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据说，后来，剧团在夏令营期间因为演出需要想调走其中一位演员，孩子们说什么都不肯，甚至用绝食、不睡觉的方式来挽留他，直到剧团不得已收回了调令。“通过和瑞典的项目合作，我们学会了怎样和孩子沟通，这对我们今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启示。现在我们也开始培养我们自己的观众，改变过去几千人台下只是‘看’戏的局面，演出基本都保持在一个小时以内，直接送进校园和教室。效果比过去事半功倍，演员更投入，小观众也更容易和我们融为一体，更投入地欣赏戏剧艺术。”刘玉清说。

　　“结束”也是另一段开始

　　“3亿8千万少年儿童和24家儿童剧院团，这就是目前中国儿童剧市场存在的惊人比例。这样一个比例意味着，即便排除客观条件限制，我们每天都演，一天4场，起码也要演上50年才能保证每个孩子一生看上一部儿童剧。”济南儿艺副院长张大海说。这位曾经为仅有9名学生的山区小学送戏演出的儿童剧导演，坚信他所从事的事业关乎每个孩子成长的人生大计，然而艰巨的任务和艰难的现实又令他充满忧虑。中国的3.8亿少年儿童中有两亿生活在农村，500场演出、20万观众的数字固然可观，但和两亿的基数相比，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事实上，中瑞“儿童之声”项目的圆满完成，只是点燃和启动了中国儿童剧的“星火计划”，如何用科学而有效的方式，以积极而优质的创作，在今后更长久的时期内，令儿童剧艺术能够惠泽更广大的少年儿童群体，才是摆在中国儿童剧艺术工作者面前最严峻的课题。“通过这几年的活动，我想，外国人拿钱，支持山西贫困地区儿童的戏剧文化生活，那么我们山西该怎么办？”原山西省剧协副主席王笑林说，“人家外国人给我们开了头，我们政府也应该对我们的儿童戏剧事业有所投入。也希望我们的儿童戏剧能有一个基金会，在政府、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资助下，为我们的儿童戏剧事业制定一套提供资金物质支持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这样才能使我们和瑞典的这次合作项目开花结果。”和王笑林一样，刘玉清也殷切期待着“儿童之声”结束后，昆明能继续将活动开展下去：“明年开始瑞典不再提供资金，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政府拨款、自主筹款等多种方式继续做下去。这本来就是我们中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几年瑞典拨款给我们做，现在不能说拨款停止了，我们该做的事就不再做了。这几年活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品牌也建立了，为继续做下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儿童剧的创作和演出，一直负责“儿童之声”山西方面剧目创作的山西话剧院导演王春燕表示：“和瑞典儿童剧专家进行交流之后，我们才发现我国的儿童戏创作观念是落后的，我们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不够细致，创作思路也相对保守。连续几届工作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短小精干、富于教育意义、便于互动和沟通的作品，往往更容易被孩子们接受，也更适合到基层演出。要想坚持把优秀的儿童剧送到一线去，我们必须更新以往追求宏大制作的创作观念。”而张大海则认为：“技巧培训和演出数量都不是‘儿童之声’带给我们最大的收获，发展理念和思路的拓宽相反更加重要，帮助我们提高了创作和推广儿童剧的空间。这些年来儿童剧院团越来越少，仅靠从业人员的数量很难满足庞大的儿童剧市场，瑞典国内派专业人员到学校去直接指导学生创作、演出儿童剧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但是怎样结合中国的国情具体操作，还需要我们国内从业人员进一步消化和思考。”

　　作者：张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