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启群：说“季羡林现象”

　　一

　　2009年7月11日上午9点，98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就像深秋的一片落叶，阒然回归了大地。

　　然而，这一无声的叶落却在整个中国引发了强烈的震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很快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商讨了治丧事宜。接下来，数以百计的国内外媒体连篇累牍对于这一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在北京大学设立的季羡林先生灵堂，每天来瞻仰悼念者排着长队，络绎不绝，其中不仅有政府要员、学校领导、季先生的同事、下属、亲朋好友、弟子，还有众多与他素昧平生的人。据报道，在7月19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送别者有数千人之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通过不同方式转达对季先生逝世的深切哀悼，并敬献花圈。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大师等也来到现场悼念，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送别队伍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稚气未脱的孩童，有文化界、教育界名人，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很多是慕名而来。

　　可以说，季羡林先生逝世，万众瞩目，在这个如火的盛夏，给人们的情绪和心头添加了红红的一把火。近几十年间，中国有不少杰出的知识分子辞世，比如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严济慈以及“两弹一星”的元勋等，还有广为大众所知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如梁漱溟、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张岱年等，甚至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作家如冯至、茅盾、巴金等，在逝世时都没有出现如此空前的盛况。相比之下，同一天辞世的前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中国哲学和佛学学者任继愈，则显得“门前冷落”。此种情形令人十分惊诧、感叹。

　　季羡林先生逝世的情形，让我想起上世纪的两个人。一位是鲁迅。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先生在上海家中辞世，下午3时遗体移到了万国殡仪馆的二楼。据记载，第一天前来瞻仰遗容的有4462人，外加46个团体。第二天个人有2857人，团体68个。至22日安葬这4天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多至数万人。出殡那天，由于送葬的群众太多，前面已走了半天，鲁迅的灵柩才由灵堂里抬出来，上面被人们覆盖上“民族魂”的白布。沪西一带，到处都是神情凝重、袖缠黑纱的男女青年。他们手里举着白布制成的挽联，一队队排列在马路上，唱着挽歌，感情激昂。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大约有十多里路，没有送丧的车队，年长的、尊贵的都一律步行跟随，其中有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胡愈之、王造时等，年幼的小学生也加入步行送葬。鲁迅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毋庸置疑，这样空前的葬礼正表明他在人民心中的伟大。

　　另一位是萨特。1980年4月5日，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在巴黎逝世。法国总统德斯坦想为萨特举行国葬，但了解萨特一生拒绝官方荣誉，曾拒绝领取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因此只是发表一个声明说：“让-保尔·萨特的去世使我觉得当代的一盏伟大的智慧明灯熄灭了。”出殡那天，出现了巴黎最壮观的葬礼景象。原本安排只有几十人的葬礼，却有5万人参加，虽然人数众多，但送葬的人们一整天秩序井然、肃静无语向萨特告别。萨特有“20世纪人类良心”之誉，人们在葬礼上表达了对于自己民族伟大思想家的衷心爱戴。

　　季羡林先生的逝世在中国引发的轰动效应与以上两人至少有某种程度的相似。然而，这种相似却让我感到悲凉。整个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从老人到孩子都在表达对于季羡林先生的悼念、追思，他们是在寄托一种什么精神和情感呢？季羡林先生与鲁迅、萨特这样的人物有多少程度的相似呢？

　　二

　　北京大学发表的讣告这样称季羡林先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当然季羡林先生还有政协、人大很多职务，是一百多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杂志的主编，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讣告并称：“季羡林先生的去世，是北京大学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大损失。”这些描述和评价是很专业和恰当的。

　　从季羡林先生终身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来说，应该说成就斐然。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翻译了大量梵语和德、英等国著作，尤其是印度古典文学经典《沙恭达罗》以及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建树卓著。已经出版的《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然而，这些研究基本与现实的大众生活无关。例如，他的博士论文《〈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论文《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论文《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这些论文不仅普通人如睹天书，就是相关佛学研究的专家也望而生畏，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阅读、理解。

　　如果是因为季羡林先生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贡献而引发中国大地的轰动效应，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且不说与季羡林先生同日逝世的任继愈先生，曾主编了《中华大藏经》，这一巨大的学术贡献与季羡林先生的成就亦在伯仲之间，前些年去世的两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誉为“当代毕升”的王选，也没有引起国人如此注目。相比之下，7月17日在上海逝世的复旦大学教授、原副校长86岁的蔡祖泉，更是无人知晓。蔡祖泉有“中国爱迪生”之称。上世纪60年代，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相继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个氢灯、第一个高压汞灯、第一个氪灯、第一个长弧氙灯等10余类照明光源和仪器光源。现在全世界80%的节能灯都由中国生产，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产灯大国，蔡祖泉功不可没。(见2009年7月20日《科学时报》)这表明，真正的科学家(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家)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

　　有人说，季羡林先生为世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魅力，还因为他的人格魅力。这种说法太个人化，没有多少依据。尽管也有人称季羡林先生是思想家，毕竟只是少数，没有形成共识。

　　因此，在了解这些情况之后，我们不禁感到一点困惑。

　　三

　　当然，困惑者也绝不仅仅只有笔者。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当中也似乎感知到一种茫然：“恩师的突然逝世宛如学术界、文化界的一场巨大地震，瞬间产生了巨大的震荡。在很短的时间内，数以百计的国内外媒体，把我的手机打得发烫。作为一位学者的恩师的离去，引发了如此强烈的反应，多少有点出乎我的预料。”(见钱文忠2009年7月14日博文)于是，他要对此现象作出阐释。在他的多种阐释之中，最为强调的大约是这一种：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季羡林先生在公众中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又是什么充当了一位象牙塔顶端的学者和社会公众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呢？我想，假如说不是唯一的话，季羡林先生持续了八十年的散文写作和相对后期的杂文创作正是起到了最重要的桥梁作用。

　　根据很难说是完全的统计，近20年来，有100家左右的出版社出版了200多种季羡林先生的文集，其中绝大多数就是散文和杂文的选集。季羡林先生的学识魅力与人格魅力，他的热爱故国、坚守良知、醉心学术，他对文化传承、交流、弘扬、发展的毕生努力，他对东方文化乃至人类文明未来的深切关怀和远见卓识，都是通过以散文和杂文创作为主体的文学活动传达给社会公众的。(钱文忠2009年7月17日博文《为了永久的不悔——恩师季羡林的文学情缘》)

　　这是当下知名度最高的季门弟子钱文忠教授的高论。钱教授不愧为季羡林先生的弟子，他在说了一些“在他心目中，人民是至高无上的”话，以及“道德担当和人格魅力”、“为人风范”等等之外，终于找到一个能够摆上桌面的理由。

　　季羡林先生的文学类作品，翻译除外，主要有《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等。季羡林先生的这些文字有很多人喜爱，虽说中国当下的文坛凋零蛮荒，但无论如何，作为文学家或作家的季羡林先生，仅凭这些作品在当代文坛是无法称雄的。

　　可是，钱教授说得不错，季羡林先生就是凭借这些文字，打动了普通中国大众那颗柔软的心。

　　然而，悖谬就在这儿。

　　四

　　在季羡林先生的殡仪上，中国大众似乎表达了当年人们对于鲁迅或萨特的哀思和仰慕。鲁迅与萨特是能够担当的，他们是人类思想的巨人。季羡林先生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一个杰出的学者用什么来承载人们这种哀思和仰慕，是值得我们追问的。

　　应该说明，这一切与季羡林先生无关。季羡林先生生前公开声明要辞去“国学大师”、“泰斗”、“国宝”三顶桂冠，表明他试图从国人对他的仰慕和赞颂中解脱出来，还原到一个学者的原生态之中。我们要追问的，恰恰是国人为什么在季羡林先生身上寄托了如此深沉、厚重的愿望？

　　帕斯卡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人尽管脆弱，但要思想，否则不成其为人。希伯来谚云：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说：假如不思考，人类是什么？一个人不会思考就等同一头驴，一个民族没有思想家就等同于一条没有导航的船。人们对于思想家极其仰慕企盼的时代，正是思想家匮乏的时代。如同坠入深渊的人们紧紧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在思想的真空之中，人们也需要一根小小的稻草。

　　当然，季羡林先生是最后去世的上世纪50年代国家评选的文科“学部委员”(院士)，与现今的“资深教授”有天壤之别，是五四一代学者的余脉，自然是受人们爱戴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我也不否认季羡林先生的为人风范、道德担当以及人格魅力等等，不否认他散文的艺术感染力，我只是说，季羡林先生逝世甚或逝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季羡林现象”，与所有这些原因或理由不能够成等值的对称关系。形成对照的是，北京大学还有一位与季羡林先生同龄的历史地理学院士，98岁高龄的侯仁之先生，一直住在自己的老屋，几乎不为人们所知。

　　火热的“季羡林现象”恰恰暴露了当下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深层问题。真正思想者的缺席，导致中国思想文化的失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与某些“文化大师”在普通大众中喧闹的卖点不幸有相通之处。不过，那几个到处耕云播雨者、实在是不足为道了。

　　回到事件本身，季羡林先生的逝世，无疑是北京大学的一大损失，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知识界的一大损失。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名句。我初读之时，如遭电击，此后即铭记在心。现在，我谨以此为拙文作结，并谨以此寄托对于季羡林先生的哀思。

　　作者：章启群

　　(2009年7月22日中午，于暴雨前之燕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