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千多年前的“剖腹明志”和最近发生的“开胸验肺”何其相似乃尔。但是，虽然同样都是惊心动魄之举，却令人产生迥异的感慨。

　　唐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将李旦降为皇嗣。从此，便拉开了武氏诸王与李氏家族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序幕。大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有人诬告李旦有谋反迹象，武则天立即命左台御史来俊臣去查办。李旦一再申述自己毫无谋反之心，来俊臣自然不信。于是他便对宫中所有人逐一审讯。许多人屈打成招，唯有太常宫人安金藏断然否认。来俊臣又要动大刑威逼，安金藏说：“公既不信金藏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来俊臣以为他在说大话，连连摇头。谁知安金藏说罢，便“引刀自剖其胸，五脏并出，血流被地，因气绝而仆”。来俊臣大惊，急忙请医生抢救，并派人告诉武则天。武则天闻报心中震动，立即驾临东宫察看。她命常随用御辇将安金藏载回宫中，让御医悉心抢救。第二天，安金藏终于苏醒过来。武则天再次前去探望，安金藏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依然说“皇嗣不反”。武则天又一次动容，慨叹说：“吾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遂命来俊臣终止了审问皇嗣一案。这就是“剖腹明志”的故事。

　　如今，1300多年过去，又发生了一件“开胸验肺”事件。河南新密农民工张海超从2004年8月起在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打工。2007年8月，他感到身体不适，一直按感冒治疗无果。当年10月，他先后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等省会各大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医院就诊，结论均为尘肺病。张海超从北京回来后，就去了独具病情确认资格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就诊。该所却诊断为“肺结核”，而多家医院的诊断结果没有得到认同。为了追求真相，这位28岁的年轻人只好跑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不顾医生劝阻，冒着巨大风险，作了“开胸验肺”手术，确诊为“尘肺病”，以铁的事实揭穿了郑州职防所的谎言。(据《大河报》)

　　两个相隔一千多年的事件都是被逼所为，我们也都为壮举者所震撼。在安金藏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尊重客观事实、以诚待人的优秀品质诚属难能可贵。同样，在张海超身上所体现的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这种精神是对郑州职防所不顾事实真相、极端冷漠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张海超所患的病并不复杂，但同样是医疗部门的众多机构结论却大相径庭。郑大一附院的医生对张海超说：“从胸片上就能判断是尘肺，再动手术没有必要，也很危险。”但职防所的医生却无论如何都看不出是尘肺病，认为仅只是“肺结核”。这究竟是专业水平问题还是思想意识问题，真让人有些无法猜测！郑州职防所是权威部门，权威部门的人也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结论只有他们说了算。面对霸气十足的权威，张海超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开胸验肺”。结果是打了郑州职防所一记非常响亮的耳光。我们怎能不对这样的权威机构产生怀疑和鄙夷。

　　安金藏的壮举，续写了李唐的历史。如果没有安金藏对武则天的震动，她便会无休止地折腾下去，李氏家族的势力只会越来越弱，李唐的天下便会从此姓“武”，唐代的历史也就不会是今天这个面目了。所以，安金藏值得敬重。而对张海超，除了敬重之外，更多的是心碎。在我们这个非常优越的社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谎言为什么能够横行无忌？事实为什么会被断然抹杀？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将近百年了，如今却连实事求是、尊重事实都做不到，岂不令人悲哀！另外，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也暴露了我们的维权制度不健全，维权途径不畅通。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职业病的诊断要由当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机构进行，整个过程复杂而又繁琐，需要用人单位出具多种证明。但他打工的振东公司却拒绝出具诊断所需的材料。张海超经历了多次上访甚至和振东公司发生冲突后，在新密市领导和信访局的协调下，才得以在职防所诊断。而如此艰难曲折的努力，却得出一个地地道道的谎言。如果我们的维权制度健全，如果我们的维权途径畅通，张海超会经历如此崎岖坎坷么？

　　“剖腹明志”的安金藏得到了他应得的奖赏。他不仅由普通宫人擢升为右武卫中郎将，再次提拔为右骁卫将军，敕封为代国公，而且事进史册，勒石铭志，死后赐封为兵部尚书。我们可怜的张海超虽然揭穿了恶意的谎言，捍卫了真实的事实，但使他患病的公司能否为他悉心治疗，对制造谎言的职防所如何处理，是否会触动不健全的维权制度等，还是个未知数。我们臆测，张海超虽然不可能像安金藏那样得到奖赏，但总该会得到认真的治疗和一定的赔偿吧？

　　□朱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