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保东今年66岁了。他名义上的职务是河南省内乡县灌涨镇农业经济管理站站长，但实际上却是“搞宣传”的——就是下乡刷写墙头标语。

　　作为灌涨镇前楼村字写得最好的人，齐保东已在乡间地头刷写了43年的标语。

　　齐保东说，在显眼的地方的同一堵墙壁上，他写了又刷，刷了又写，年复一年，不知写了多少标语，每条标语对应的，是一项国家或当地政府的政策出台。

　　标语，言简意赅，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中国，标语可以称为时代的符号。新中国成立60年来标语的变化，浓缩了新中国政策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常香玉向志愿军捐了一架飞机”

　　桃溪镇是内乡县最西边的一个乡镇，因为偏远，县城汽车站发往这里的班车，要50多分钟才能等到一辆。

　　7月31日，桃溪镇的天空中飘着时密时疏的雨点儿，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穿镇而过，不远处是层层黛色的山峦。

　　在这个穿过几处被炸开的垭口才能到达的宛西小镇上，两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租用了同一个门面营业。贾清杰老人的营业项目是为故去者糊送葬用的“大马”和花圈，於敬军老人所做的是补鞋配钥匙。

　　天气不好，两位老人都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坐在只有几平米大的门市廊檐下，边吧嗒吧嗒抽旱烟，边向记者回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标语和自己的亲身经历。

　　两位老人都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墙上到处写着“吃水不忘打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赞颂新中国和毛泽东的标语，也经常听大人们讲“桐柏山”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怎样和日本人打仗的事情。

　　问及抗美援朝，两位老人都摇起头，“当时太小，记不得什么事情了。”但两人都知道，豫剧大师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时，曾捐了一架飞机给志愿军。

　　“大跃进万岁！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因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万岁”的标语被刷在了乡村的墙上，并很快为群众熟悉，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

　　总路线中的“快”，最先体现在了钢铁生产的“超英赶美”上。

　　1958年全国大炼钢达到高潮。那时，贾清杰才9岁。“重活我干不了，大人们就让我们拉风箱，炼钢用的风箱有6尺多长，我们几个小孩子每推拉一次风箱就向前跑三步再向后跑三步。”

　　贾清杰说，“当时的领导说，我们村里山上的石头是矿石，能用来炼钢，我们就二话不说跟在技术员屁股后头上山采铁矿石，可炼着炼着才发现那些都是吹牛的话，矿石放在土高炉里炼好久才出一点点钢。”

　　贾清杰说，那时大家伙干得非常带劲儿，一想到几年后就能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了，连我们小孩子拉风箱都不觉得累。每过一段时间，大队就抬着炼好的钢到县城去展示，人们都非常有成就感。

　　大炼钢铁取得的成就感，刺激了群众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大跃进万岁！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人民公社无限好，万里江山一日新”等标语，铺天盖地地刷在了桃溪镇的墙上。

　　出于大炼钢铁的需要，各家各户做饭用的铁锅慢慢儿都被大队收走炼钢用了，1959年，桃溪的社员们开始吃集体食堂。大队将各家各户的粮食都集中到一起，谁家有四条腿的大桌子和长板凳都要交给集体使用。队长在大会上说，“只要好好干活，村里食堂有的是大米白面吃。”

　　贾清杰回忆，大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吃得确实很好，“可以吃上以前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白馍、面条，还可以喝汤。”

　　但好景不长，一段时间后，贾清杰发现，白馍逐渐变成了玉米窝头，捞面条也很少吃到了，好不容易吃到一次也是面条少野菜多。食堂开始主要供应红薯，每人一顿是8两蒸红薯带一碗稀玉米粥，端起碗来能照见人影儿，当地人戏称“端起碗，照相馆”。

　　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贾清杰，明显感觉到自己吃不饱，“一出食堂的门就感觉又饿了”。

　　在食堂吃不饱就得自己想办法。“俺爸有时偷偷从队里的田里摘一些玉米棒子之类的东西回来，到了深夜才喊我们几个孩子起来吃。”

　　肚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浮夸风”又兴起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出现在内乡县高“低”的墙上。

　　据贾清杰介绍，50年代末，内乡县化肥厂非常少，队里大都是用土粪追肥，小麦的亩产量顶多不过300斤。可当时大队长说，只要胆子大一些，种田再精细些，亩产还可以翻几番。

　　贾清杰说，大队为了应付工作组的检查，就把其他几处田里已经结了麦穗的麦苗拔出来，临时“种”在一块示范田里，考察组的人站在示范田边望去，见田地到处都是沉甸甸的麦穗，就夸我们大队的麦子长得好。

　　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到了一份《中共南阳地方史简编》，在第五章第五节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年10月，《南阳日报》公布南阳地方工业提前65天完成1959年生产跃进计划，秋季粮食比1958年增产27.7%，万亩水稻亩产800斤以上，22.4万亩棉花亩产皮棉150斤以上，86万亩红薯亩产6000斤以上,22.6万亩玉米亩产350斤以上。实际上，当年全南阳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3.02%，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78.76%。

　　1961年，12岁的贾清杰父母双亡，4个姐姐和哥哥只剩下了一个——贾清杰的二姐，他们姐弟俩成了孤儿。在被二爹抚养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姐弟俩被送到了乡里的福利院。

　　尽管被送进福利院的事情已经过去48年了,贾清杰至今对当时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身世。

　　“一天，区通讯员骑一辆黑色自行车到我二爹家，问我们愿不愿意去福利院。二爹说，‘到那儿后有玉米馍吃，就别在这儿跟着我受苦了。’”

　　到福利院没多久，贾清杰和姐姐就分别被贾姓和魏姓的夫妇领养了，“贾清杰”的名字就是后来取的。贾清杰已经记不清自己以前的名字了，只知道姓付。在后来几十年中，贾清杰与唯一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姐姐互无音讯。

　　贾清杰说他后来的父母对他很好，“送我上学，还给我娶了媳妇。”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奋勇前进”等标语开始大量出现。

　　“文革”初期，不满20岁的贾清杰成了一名红卫兵，每天手持《毛主席语录》，在内乡县串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村里天天有人敲钟，每晚都有人偷偷贴别人的大字报”。

　　齐保东刷写标语的经历，正是从这时开始的。“文革”中，他刷了很多标语。他坦承，铺天盖地的标语，营造了斗争的气氛，越写斗得就越凶。“毛主席说‘一手抓斗争，一手抓生产’，但人们只顾斗争了，生产完全停了。”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标语，开始出现在内乡县赤眉公社高“低”的墙上。随后的几年间，不断有城里的知识青年来到这里，当地政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知青农场。

　　1974年，21岁的英子从郑州来到内乡县“五·七农场”做知青。英子说，“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公社供销社的营业员，天天坐在玻璃明晃晃的柜台里。看到山里人，就寒起一张涂满‘面友’的白脸；看到公社干部，就笑得满脸菊花开。”

　　但供销社的营业员是有门路的知青才能当上的，英子被安排到赤眉公社办的钉子厂，当上了工人。

　　1977年7月，农场里开始悄悄流传大学将要公开招生的消息。

　　起初，这个小道消息并没有激起知青们的兴趣，“大家都很冷漠，很不热心，似乎在听一个天外的神话。”“只怕是筛子大的雨点儿，砸得地冒烟，也砸不到咱这些人头上！”旁边有人边吸溜着红薯粥边说道。

　　又过了个把月，开始有一批批知青请假回城去，弄来中学课本啃。英子也动心了。她心想：大学既然是谁都能考，那么不考白不考，咱也去凑个热闹吧。她就去副场长那里磨着请了几天假。

　　当英子回家告诉母亲想参加大学考试时，“我妈像没听见，一边往锅里搅面糊一边‘嗯’了一声。吃饭的时候妈妈又说，‘想考就考吧，反正你也没事干，咱可先说好，别总借这个由子往家跑，家里可没有你的粮票呢。’”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

　　赤眉公社的考场设在离知青农场20多里的赤眉镇的两所小学内。开考前的那个下午，英子和一个叫小琴的女孩儿，费尽周折借到了一辆破自行车搭伴进镇，小琴骑车，英子坐在前面的大梁上，车子的后架上绑着她们的行李——一张塑料布和一个小被子。

　　英子回忆，考试当天，赤眉镇上的人们倚在门前，看着匆匆而过的各路考生，认不认得都像熟人一样向考生打招呼：“进来歇歇，喝碗水吧！”“考好考不好，先把心放宽！”

　　大清早，镇小学的门口就挤满了前来参加考试的知青。有胡子拉碴的男人，有已嫁人挺着大肚子的妇女。考场大门前扯起一条通红的大标语：“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走到英子身边问道：“闺女，要考了，你怕不怕？”

　　“不怕！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有什么好怕的？”

　　“说得好！有志气！闺女，好好考吧！”

　　开考前，有一个开考仪式。一位领导在考场的大门前讲话，英子这才发现，刚才问她话的那个男人，原来是赤眉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刚才有个小闺女说，要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没什么可紧张的，也没什么可顾虑的，你们要考出新中国年轻人的志气来，考出新中国的希望来……”

　　公社书记的话刚一讲完，考场的大门呼啦就打开，几百号人一下子就涌了进去。

　　上午数学，下午语文。第一天考完回来，小琴说自己考得不好，已经绝望了。“一回到住处，小琴便拉了被子蒙上了头，我看那被子一抖一抖的，知道她是在哭，可也没法安慰她。这一夜，冷得出奇。我一次又一次被冻醒，每次都听到小琴在黑暗中低低抽泣的声音。”

　　1978年春，英子接到了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而小琴却落榜了。直到如今，已在吉林大学执教多年的英子，每次回河南老家，都还不忘打听小琴的去处。

　　十年“文革”期间，在广阔的农村地区，群众获知中央政策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墙上的标语。而当时身为前楼村大队会计的齐保东，却花大钱通过关系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定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齐保东称这为“学习”。

　　齐保东的“学习”，逐渐使他与身边的人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据齐保东回忆，1978年底的一天，前楼大队大队长召集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一个会。会上，前楼大队大队长点名批评了某干部参加了一个成分不好者的家庭婚礼，认为其“没有认清敌我矛盾”、“阶级斗争意识不强”，要求其他大队干部拿出惩治这位干部的方法。对此，齐保东表示反对，称自己前不久在收音机上听到了“‘文革’中被划定为成分不好者可以和贫下中农一样升学、一样招工”的通知，去参加婚礼有什么不可以的？大队长闻之大怒，拍着桌子指着齐保东的脸说，“哪儿听来的胡言乱语，再说连你也一块处理”。

　　但齐保东并没有挨整，短短一个多月后，齐保东就接到公社宣传领导的指示，开始在灌涨公社各大队墙上刷写“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标语。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78年秋收后，穷得准备出门讨饭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秘密签下一份协议，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农户，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和结构，按照承包土地的数量，农民向国家和集体缴纳一定的税赋和提留后，剩下的全部归自己所有。

　　这种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包干”，一年后就给小岗村带来了惊人的变化：1979年秋收时，他们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还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村的成功让“大包干”如星星之火，逐渐在中国农村大地燃烧起来。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齐保东已经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年夏收后的一天，他提着涂料桶，在前楼大队的后墙上，写下了“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标语。

　　前楼大队的大队长召集全队村民开会，传达上面的政策，问有没有人不愿意单干。“没有一户表示反对，老百姓都愿意自己干自己的。”当时身为前楼大队会计的齐保东说。

　　“单干”意味着“分田”。按照人头平均，贾清杰一家7口，共分到了9亩多地。

　　承包之前集体劳动时，每天早上都有人拿着哨子吹，通知大家该上工了。可有时候连吹两三遍都看不到一个人影出来。承包到户后，根本不用你吹哨子，许多人家天不亮就下到田里拔草施肥了，你早我要比你更早，相互间较着劲拼命干，追肥、除草别提多上心了。

　　那个时期，农村最常见的一条标语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当年贾清杰家的9亩小麦产粮3000多斤，除去上缴给国家的900多斤外，还存留2000多斤，一家人吃饭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贾清杰说，除了上缴的粮食和留足的口粮外，剩余的粮食可以卖给粮管所，用换来的钱购买生活用品和化肥。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土地政策的转变，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刷了40多年标语的齐保东认为，在他几十年刷写的所有墙头标语中，普及面最广、保留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数计划生育类的标语。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很快这句标语就上了墙。

　　齐保东至今仍记得，当年他在灌涨镇杨岗村刷这个标语时，一名中年妇女拉住他问：“我说同志，只生一个好，好在哪里呢？”当时他不知如何作答。

　　墙头的计生标语就像晴雨表，反映着我国人口政策的变化。

　　按照农村人“养儿防老”的观念，当时已经有4个女儿的贾清杰一直想要个男孩儿。1982年秋，老贾终于盼来了儿子。

　　而后不久，乡里就号召男人去结扎，老贾是村里第一个报名的。“第一批就10个人，去结扎那天，我们胸前戴着大红花，乡里开着汽车把我接到县医院，结扎完后又开车把我们送到家门口，回家后村里的干部还上门慰问，光荣着呢！”

　　据老贾回忆，之后不到半年，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严起来了。一些看起来很吓人的标语开始出现在村里的墙上。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一胎保，二胎堵，三胎抓。”……

　　一些没有得到儿子的人家就开始偷生、跑生。而后，更为严厉的标语被涂上了墙。

　　“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给绳、喝药给瓶、死了就埋。”

　　和计划生育标语几乎同一时间段出现在墙上的，还有“严打”标语。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拉开序幕。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与这一政策直接相呼应，内乡县几乎村村墙上都涂上了“从重从快打击偷盗抢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墙头标语。

　　“在村里偷狗偷羊的人都被拉到县里的审判大会上公开批捕了，严是严了点，但农村的社会治安和风气的确变好了很多。”齐保东说。

　　“运用‘4＋2’工作法，建设美好新农村”

　　“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稳定之后，便是中央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出台。

　　2004年，河南省下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实施方案”(豫政［2004］17号)。方案规定，2004年在全省范围内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助政策。

　　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国家停止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税，俗称“公粮”。

　　“农民种地、政府贴钱”的标语口号不仅刷上了墙，还深入人心。但当地的老百姓更习惯用“不用交公粮了还发钱”来理解这一政策。

　　内乡县乍曲乡的黄超军家有7亩地，仅靠上了年纪的父母打理，每年仅种地一项就能有过万元收入。黄超军和妻子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下来的收入也有两万多元。

　　内乡县灌涨镇地处伏牛山南麓，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种植烟叶。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灌涨镇的烟叶种植面积不到200亩。

　　而如今，据灌涨镇政府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该镇烟叶种植面积已达到了7000多亩。

　　在目前身为灌涨镇农业经济管理站站长的齐保东看来，标语宣传的到位是动员农民放弃小麦等传统农作物转而种植烟草的关键。

　　“种好烟叶，增加财政收入，带动发家致富。”

　　“多种烟叶可以提高经济收入。”

　　上述标语都出自齐保东之手，在灌涨镇主要的烟叶种植区杨岗村、前楼村，随处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

　　伴随烟叶种植面积增长的，是烟农收入的增长。灌涨镇人大主席王秀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植小麦，按照好年景和好价格，每亩收入1000元，种植烟叶，烟农每亩收入可达3000至4000元。

　　由于已经形成规模化种植，当地的烟草公司免费为烟农耕地、打井，还就近修建了多处烘烤烟叶的厂房，免费为烟农烤烟。烟叶种植已成为内乡县的特色产业。

　　同为内乡县特色产业的，还有规模化养殖。去年被请进中南海与总理对话的“大学生猪倌”秦英林，就是内乡县马山口镇河西村人。

　　1985年，秦英林考进河南农业大学畜牧专业。1989年毕业，被分配到南阳市一家食品公司工作。1990年，他“过起了许多农村娃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生活”。1992年秋,秦英林与妻子一起回到家乡河西村，开始了“猪倌”生涯。1993年6月，他从郑州和南阳买来22头良种猪，如今规模已扩大到年出栏种猪10万头、瘦肉型商品猪50万头。

　　尝到规模化养殖甜头的，不只秦英林一个人。在内乡县，规模养猪已成为风气。“发展规模养殖、增加经济收入”的标语随处可见。

　　内乡县余关乡的朱国俊，1996年用手头仅有的1000多元买了20头仔猪开始搞家庭养猪。在乡党委、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乡信用社的信贷支持下，朱国俊把岳沟水库边一个废弃的养羊场改造成一个标准的中等规模养猪场，还承包了水库，走上了生态养猪之路，形成了猪肥、鱼肥、农田肥的良性循环。现在，他的养猪规模已扩大到良种母猪100多头、存栏育肥猪500多头，年出栏生猪1500多头。

　　2008年，仅马山口镇就新建了16个规模养猪场，增加出栏生猪21万头。内乡县也被国家确定为生猪调出大县，2008年出栏生猪120万头，其中规模养殖比例达到90%。

　　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当地村民的政治素质也在不断提高。

　　如今，在内乡县乡镇里随处走一走，见到最多的一条墙头标语，就是“运用‘4＋2’工作法，建设美好新农村”。

　　齐保东扳着手指，详细给记者介绍了“4＋2”工作法的内涵。“4”是指“四议”，即：村里的事情要经过村党支部会提议、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商议、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决议；“2”是指“两公开”，即：决议向村民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每次我下村刷这条标语时，都有村民对我说，‘如果能真正实施，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让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搞家长制，村里的大事小事由村民说了算，哪个不拥护呢？”齐保东说。

　　本报河南内乡8月2日电

　　本报记者 田国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