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待很久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下册)出版了。下册从第二十二讲至第四十三讲，前十八讲叙中国历史，侧重讲历代王朝兴亡及人物故事，后四讲为勤学故事，他们中有圣人、名士、老者、神童、才女。这本书无异于《中国历史一本通》加《古代勤学故事集》，值得一读。然而与上册一样，下册仍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我曾撰文对上册予以评析，讨论了书中的一些知识性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蒙《中华读书报》刊登(见该报2009年6月24日第9版)。今将下册中一些有疑义的问题提出来，借《中华读书报》的宝贵版面，再向钱先生请教。

　　“泓水之战”中宋国的大司马是“公孙固”还是“子鱼”？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下册)第二十三讲：“楚兵开始过河，宋襄公这边在河对岸等着，宋襄公身边有个叫公孙固的大臣就跟他说：‘楚军白日渡河，等他们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等楚军已经渡过来布阵的时候，公孙固又劝宋襄公：‘主公啊，他们河都渡过来了，……’”

　　这里讲的是春秋时宋楚之间的泓水之战。宋襄公坚持“仁义”，不听大臣劝谏，导致大败。可他身边劝谏的大臣是公孙固吗？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阵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杜预注：“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司马”下注：“子鱼也。”杜注“大司马”、“司马”分别为公孙固、子鱼。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大司马”、“司马”同为公孙固一人。

　　郑天挺主编《左传选》则认为“大司马”、“司马”同为子鱼一人。他在“大司马固谏”文后注曰：“固谏，劝阻切至。”“固”不是人名。而是副词，坚决。此注甚确。这与司马迁的记载相同。《史记·宋微子世家》：“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人大败，襄公伤股。……”子鱼，名目夷，时任大司马。《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子鱼”词条，都注他是“泓水之战”中的人物。这是史学界的共识。

　　公孙固取子鱼而代之，既不出自《左传》(杜注二人)，更不出自《史记》(无公孙固)，而出自《东周列国志》第三十四回。所谓“公孙固”，所谓制一面绣着“仁义”二字的大旗，都在这部小说里。人们要问：小说家之言，可信吗？

　　向秦穆公推荐百里奚的是公子挚吗？

　　第二十四讲：讲秦穆公羊皮换贤。公元前655年，秦穆公派公子挚到晋国代自己求婚。晋献公把大女儿许配给秦穆公，陪嫁奴仆中有一个人叫百里奚。百里奚是一个被灭掉的国家的大夫。途中，百里奚逃跑了。公子挚也不当回事，心想一个奴隶看那么重干什么？百里奚跑到楚国给人养牛，楚成王知道了又派他到很远的南海去牧马。后来，秦穆公派使者带五张上等的黑羊皮到楚国把百里奚赎回来。秦穆公拜他为相国。

　　“五羖大夫”的故事脍炙人口。但是，向秦穆公推荐百里奚的是公子挚吗？

　　《史记·秦本纪》：“［缪公］四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傒，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傒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随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傒年已七十余。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问，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

　　《吕氏春秋·慎人》：“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饭牛于秦，传(通“转”)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而悦之，献诸缪公，三日，请属事焉。缪公曰：‘买之五羊之皮而属事焉，无乃天下笑乎？’公孙枝对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请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缪公遂用之。”

　　《文选·陆士衡〈演连珠〉》“禽息碎首”注引《韩诗外传》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贤，荐之于穆公，为私而加刑焉。公后知百里之贤，乃召禽息谢之。禽息对曰：‘臣闻忠臣进贤不私显，烈士忧国不丧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对使者以首触楹而死。以上卿之礼葬之。”

　　《史记》讲了“五羖大夫”的传奇故事。《吕氏春秋》说是公孙枝推荐的，《韩诗外传》则说是禽息以死推荐的，都没有提到公子挚。公子挚之说是没有根据的。再者，《吕氏春秋》记百里奚饭牛而秦以五羊皮赎之，《史记·商君列传》又载穆公举之牛口之下，那么，楚成王派他到南海牧马之说，也是没有根据的。

　　项羽“就在垓下拔剑自刎”吗？

　　第二十六讲：“公元前203年底，楚汉重新开战，此时，刘邦兵力已十分强大，他率军将项羽重重包围在垓下，也就是今天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一听，四面楚歌，以为自己的江山都被刘邦攻下了，实际上那个时候并没有。项羽觉得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就在垓下拔剑自刎。”

　　这段话有两个问题。先说第一个问题：垓下在什么地方？这像是明知故问。人尽皆知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我经过认真研读《史记》，有了新的看法，愿借此机会提出来，供史家研究。《史记·项羽本纪》：“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城父”，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注：“父音甫。寿州寿春县也。城父，亳州县也。屠谓多刑杀也。刘贾入围寿州，引兵过淮北，屠杀亳州，城父，而东北至垓下。”“垓下”，《正义》注：“按：垓下是高岗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这两条注解可作为坐标，确是“垓下”的地理位置。今安徽涡阳西北四十里之义门镇，即唐之真源县。《涡阳县志》：“玄帝庙在县西北四十里义门集北，今废。有明亳州同知李先芳撰记。李先芳《重修玄帝庙记》：据旧志，义门集即唐之真源县，以近老子天静宫故也。”《辞海》(1999年版)“老子”条注：“一说为今安徽涡阳人。”具体地点即老君庙(今已重修)。我们来看，韩信、刘贾军并行屠城父，东北至垓下。亳州东七十里即城父，城父东十里即真源(今义门)，真源东十里即垓下，东与老君庙相接。与《正义》两条注解悉相符合者，只有安徽涡阳西北。提出新说，不是我要标新立异，康代的《史记正义》注释如此，只是未为世人重视罢了。

　　第二个问题：项羽在什么地方自刎？根据《项羽本纪》的记载，项羽于乌江自刎。乌江在今安徽和县。说项羽“就在垓下拔剑自刎”，明显是错误的。

　　王莽“是被汉兵杀了”吗？

　　第二十七讲：“以绿林军为主体，刘秀也在其中，乘胜攻入长安，放火烧了未央宫的大门。王莽逃到了宫里的渐台，所谓渐台就是四面环水的台，但是最后还是被汉兵杀了。”

　　王莽被杀，《汉书·王莽传》记载甚详。这里姑举《后汉书·天文志上》的记载来看：“是时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阳，已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为将军，皆以虎为号。九虎将军至华阴，皆为汉将邓晔、李松所破。进攻京师，仓将军韩臣至长门。十月戊申，汉兵自宣平城门入。二月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数千人起兵攻莽，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商人杜吴杀莽渐台之上，校尉公宾就斩莽首。大兵蹈藉宫廷之中。”

　　公元23年，汉将邓晔、李松率军自宣平城门攻入长安。这个时候，城中市民朱弟、张鱼两个青年担心众人家室被抢，他们数千人先行组织起来，和进城的汉兵联手攻打皇宫。他们放火烧了未央宫的便门，王莽在大火中逃到未央宫沧池中的渐台上。商人杜吴首先上前，一刀刺死了王莽，一校尉名叫公宾就的抢上前去割下王莽的脑袋邀功请赏去了。这次汉兵攻入长安，刘秀并不在其中，杀死王莽的也不是汉兵，而是商人杜吴。

　　始末颠倒的“八王之乱”

　　第二十八讲：“公元306年，傻皇帝吃饼中毒而死。各地的诸侯王为了争夺帝位，展开了残酷厮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

　　这里说，晋惠帝之死，引起“八王之乱”。这符合历史事实吗？

　　八王之乱，是西晋皇族争夺政权的变乱。晋初大封同姓子弟为王，握有军政大权。朝小野大，为祸乱之源。晋惠帝是个十足的白痴，皇后贾南风与辅政的外戚杨骏争权。永平元年(291年)贾后杀骏，以汝南王亮辅政，复使楚王玮杀亮，旋又杀玮。元康九年(299年)贾后害死太子，群情怨愤。永康元年(300年)赵王伦起兵杀贾后，废惠帝自立，激起诸王反对。齐王冏起兵讨伦，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举兵响应。赵王伦被杀，惠帝复位，齐王冏以大司马辅政专权。不久长沙王乂攻杀冏，河间王颙又与成都王颖攻杀乂，颖镇邺，专断朝政。东海王越奉惠帝北上攻颖，败于荡阴，颖俘惠帝至邺。幽州刺史王浚与并州刺史司马腾讨颖，颖败，挟惠帝投颙于长安，颙独占朝政。东海王越再起兵攻颙，克长安，颙、颖相继被杀，迎惠帝返洛阳。光熙元年(306年)，越毒死惠帝，另立怀帝，掌握大权。

　　“八王之乱”从永平元年(291年)至光熙元年(306年)，前后十六年。钱先生却说，公元306年，傻皇帝被毒死，为了争夺帝位，引起“八王之乱”。这不是始末颠倒吗？

　　齐后主如此“性开放”吗？

　　第二十九讲：“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北齐》，就形象地描写了齐后主和冯小怜的荒淫无耻：‘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由此可见，齐后主宠幸冯小怜，直至不理朝政、国无政令是北齐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诗中的‘玉体横陈’又是怎么回事呢？齐后主在朝廷上跟大臣议事的时候，居然经常让冯小怜公开坐在他的腿上，或者躺在他的怀里，弄得大臣们满面通红，语无伦次。他还下令，让冯小怜裸体躺在朝堂上，让大臣们同来观赏。这就是‘玉体横陈’这一成语的来源。”

　　今国人常谈论西人的“性开放”，要是西人读了这段文字，知道早在一千四百三十多年前的齐后主让宠妃“裸体朝堂”，怕是会瞠乎其后的。

　　但这是误读。“玉体横陈”是用典，找到这个典故的出处，才能真正弄懂它的意思。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北齐二首》集注：“朱注：宋玉《讽赋》：‘主人之女为臣歌曰：内怵惕兮徂玉床，横自陈兮君之旁。’释德洪《楞严合论》引司马相如《好色赋》曰：‘花容自献，玉体横陈。’”李商隐借用这个典故，极写高纬宠爱冯小怜的猥亵丑恶。此为内丑，内丑不可外扬。《诗·鄘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中冓，宫闱，宫廷内部。而“裸体朝堂”之说太离谱了，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能让自己的妻子赤裸裸的让众人观赏吗？回答只能是：不可能。

　　朱全忠称帝前就被喊作“陛下”了吗？

　　第三十三讲：“有一年的六月，天都很热了，朱温就带着一群幕僚——里边当然有不少读书人，到一棵柳树底下去乘凉。朱温抬头望了望柳树，说：‘这棵柳树长得真好啊，正好用来做车毂。’什么叫车毂？就是车轮中间圆的，当中连着车轴的东西叫车毂。”旁边有几个读书人直拍皇帝的马屁：‘对对对，您说得真对，陛下，正好做车毂。’没想到朱温勃然变色：‘你们这些书生，随口戏弄人，什么东西，你以为我不懂啊，车毂要用榆木做，怎么可以用柳木做？来人，把这几个书生乱刀砍死。’一幕惨剧又发生了。朱温最后是在病中，被儿子朱有贵带人刺杀身亡的。”

　　这段话有自相矛盾处：说朱温是皇帝吧，他带着一群幕僚，将帅手下称“幕僚”；说朱温不是皇帝吧，有人拍他的马屁，称他为“陛下”。

　　还是看看史书上的记载吧。《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唐纪八十一·昭宣帝天祐二年(905)》：“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

　　朱温，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背黄巢归唐，赐名全忠。天祐四年(907年)代唐称帝，改名晃。国号梁，史称后梁。此时朱全忠不是皇帝，怎么能说他是“皇帝”，称他为“陛下”呢？他杀的也不是幕僚中的读书人，而是同在柳树下乘凉的游客。朱温只做五年皇帝，912年被儿子朱友珪带人刺死。史载“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死得很惨。上文说他的儿子叫朱有贵，名字错了。

　　周世宗灭佛在历史上只是被诟病吗？

　　第三十四讲：“周世宗柴荣做了许多好事，人们一般都不记得，却记得周世宗灭佛。他的灭佛被人牢记在心，进而在历史上被诟病了整整1000年。中国历史上一共有四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历史上称之为‘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将柴荣跟‘三武’并列，客观地说有点不公。……柴荣灭佛主要是因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一种战略的考量。他发现僧人太多，寺院占的土地太多，而国家的土地就减少了，免税的人口增多了，国家的兵源也少了。必须把寺院减少，让僧人还俗，他是从政治、军事角度去考量的。”

　　柴荣灭佛，历史上是怎样记载和评价的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世宗显德二年(955)》：“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周世宗灭佛，乃毁佛铸钱，和钱先生的说法不同。这样做，正是佛法教义所提倡的；这样做，有利于国计民生。司马光对此极为赞赏，给予高度评价：“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周世宗灭佛“在历史上被诟病了整整1000年”吗？

　　“烛影斧声”的出处

　　第三十五讲：“宋朝有个僧人叫文莹，他写了一部流传很广的笔记叫《湘山野录》，曾经记载了烛影斧声的故事。笔记里讲，赵匡胤听了一位算命人的话，觉得自己气数已尽，没有几天可活了，就把自己的弟弟赵光义请进宫，安排后事。当时赵匡胤患病已久，他把宦官和宫女撤走，单独与赵光义谈论后事。喝完酒已经是深夜了，赵匡胤就拿出一把玉斧。皇帝身边的斧子一般都是起礼仪的作用，但是也可以砍死人。赵匡胤拿玉斧就在地上砍，嘴里说着‘好做好做’，不知道什么意思。……当夜赵光义留宿在宫中，而第二天天刚亮，就发现赵匡胤死了。那么，赵光义就受了遗诏，在灵前继位。”

　　“烛影斧声”不出自《湘山野录》，而出自《续湘山野录》：“上谓生(指道士)”：‘我久欲见汝决克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后苑。苑吏或见宿于木末鸟巢中，止数日不见。帝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晴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后人因以“烛影斧声”指帝位传授不正常的疑案。

　　《湘山野录》与《续湘山野录》是宋释文莹所作记载北宋见闻杂事的一部随笔。上文有些关键性的细节，如“但遥见烛影下”、“帝引柱斧戳雪”，没有讲或没有讲清楚。关系到赵匡胤生死的天气变化一点没讲。“柱斧”误作“玉斧”。“柱斧”不是玉斧，而是水晶制的小斧。《朱子语类》卷一二八：“祖宗时，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是水精小斧头子在轿前。”

　　岳飞冤狱何时昭雪？

　　第三十五讲：“秦桧诬岳飞谋反，把岳飞下了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公元1142年1月27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在临安风波亭，当时岳飞还不到40岁。岳飞的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同时被害。一直到宋宁宗的时候，岳飞冤案才得以昭雪，被追谥‘武穆’。”

　　岳飞冤案昭雪的时间，所记不实。

　　《宋史·岳飞传》：“桧死，议复飞官。万俟禼谓金方愿和，一旦录故将，疑天下心，不可。及绍兴末，金益猖獗，太学生程宏图上书讼飞冤，诏飞家自便。初，桧恶岳州同飞姓，改为纯州，至是仍旧。中丞汪澈宣抚荆、襄，故部曲合辞讼之，哭声雷震。孝宗诏复飞官，以礼改葬，赐钱百万，求其后悉官之，建庙于鄂，号忠烈。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直到高宗死后，孝宗为鼓士气，平民愤，才追复岳飞官职，将其遗骸迁葬于西湖栖霞岭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谥武穆，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追封鄂王。

　　上文所讲岳飞冤案的昭雪，全都错了。

　　贺人龙是“李自成的叛将”吗？

　　第三十九讲：“崇祯三年，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声势明显壮大后，明王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局面。但是，崇祯皇帝居然密令，在崇祯十五年杀了贺人龙。贺人龙不仅跟李自成是同乡，两人还有点亲戚关系。他是李自成的叛将，对李自成的情况很了解，他投靠官兵，对李自成的打击是很大的。”

　　贺人龙(？-1642)明陕西米脂人。初以守备隶属延绥巡抚洪承畴，镇压农民军，累迁至总兵。崇祯九年，从孙传庭擒闯王高迎祥。十三年，从左良玉破张献忠于玛瑙山。初督师杨嗣昌许贺人龙进平贼将军，既而食言。人龙大失望，遂不奉约束。崇祯怒，诏夺职，戴罪视事，不久授意督师孙传庭以计杀之。《明史·贺人龙传》：“贺人龙，米脂人。初以守备隶延绥巡抚洪承畴麾下。”说贺人龙“是李自成的叛将”，那是钱先生记错了。

　　李自成的叛将另有其人。见《明史·高杰传》：“高杰，米脂人。与李自成同邑，同起为盗。崇祯七年闰八月，总督陈奇瑜遣参将贺人龙救陇州，被围大困。自成令杰遗书约人龙反，不报。使者归，先见杰，后见自成。比围城两月不拔，自成心疑杰，遣别部将往代，杰归守营。自成妻邢氏掌军资，每日支粮仗。杰过氏营，分合符验。氏伟杰貌，与之通，恐自成觉，谋归降。次年八月遂窃邢氏来归。洪承畴以付人龙，使其游击孙守法挟以破贼，取立效为信，自是杰常隶人龙麾下。”李自成的叛将正是高杰。他拐走了李自成的老婆邢氏降明。如果是说他与李自成“两人还有点亲戚关系”，这是什么亲戚关系呀！高杰南明弘光帝时封兴平伯，为江北四镇之一，驻瓜洲，受史可法节制。此是后话。

　　人名之误何其多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下册)编校不精，错字较多。

　　这里只说人名错误。人名，特别是古代的人名，今人多不熟悉，如果写错了，不经过查考，很难发现。如第75-76页，“拓跋成”凡三见，当作“拓跋澄”。见《魏书·任城王澄传》。第78页，“北周武帝宇文邕，……小名叫弥罗突”，“弥”系“祢”之误。见《周书·武帝纪》：“高祖武皇帝讳邕，字祢罗突。”第85页，“隋文帝还有一个鲜卑族的名字，叫普六茹”，“普六茹”不是名字，是姓氏。见《隋书·高祖纪》：“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他应该叫普六茹坚。第90页，“隋文帝的罪恶，也是深重的。”“隋文帝”系“隋炀帝”之误。第103页，“魏征，字直成”，“直成”系“玄成”之误。第113页，“驸马陈昌义”，“陈昌义”系“程昌裔”之误。第115页，“王献芝”当作“王仙芝”。第117页，“[朱温]随母亲投到萧县叫刘从的地主豪强家里”，“刘从”当作“刘崇”。见《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携养寄于萧县人刘崇之家。”第129-130页，“王普”凡四见，系“王朴”之误。见《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第143页，“建康留守杜冲不战而降”，“杜冲”系“杜充”之误。见《宋史·杜充传》。第172页，“刘三武”系“刘三吾”之误。见《明史·刘三吾传》：“懿文太子薨，帝御东阁门，召对群臣，恸哭。三吾进曰：‘皇孙世嫡承统，礼也。’太孙之立由此。”

　　其他方面的错字尚有，这里就从略了。

　　这是一本主要写给孩子们读的书。内容兼具真实性、故事性、趣味性，孩子们才爱读。这本书的故事性与趣味性，不用说是非常出色的。而列在第一位的真实性则相对较差，讲史多有失实处，这是这本书的致命伤。我自知学力不逮，勉力为文指出，不为贤者讳，钱文忠先生该不会责怪吧？“玉不琢，不成器。”我们相信，这部书经多方“琢磨”后，将更加焕发光彩。

　　-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