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贺龙说潘金莲
艾白水
1950年元月初,我在重庆《国民公报》做要闻版编辑。那时重庆解放刚个把月,百废待兴,无形中人们感受到一种新奇、忙碌的气氛。这时我收到一份开会通知:“定于明日上午八时在重庆道门口银社召开重庆市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请准时出席。”这是重庆解放后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我很想去。不料那天报纸出得迟,熬夜等新闻电讯直等到两点多,看完大样上床已三点多了。疲惫不堪使我误了这次座谈会,留下了终生遗憾:事后才听说那次会是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主持!而刘伯承将军是我学生时代崇拜的偶像,竟因我不可原谅的疏忽与这一机会失之交臂!那以后,我只有在电视上看到刘伯承了……
幸好在不久之后,我见到了另两位慕名已久的大人物,得以略补遗憾——这也是新闻记者这一职业给我带来的机遇。
时间是1951年秋。当时我在重庆《大公报》担任采访文教新闻的记者。一天上午,和《大公报》经理王文彬先生一起,乘车去重庆化龙桥采访西南军政革命大学(简称:西南革大)的开学典礼。记得那是一个阴天,只见在一个露天广场上,黑压压站着一片西南军政革命大学的学员,肃静无声。临时搭就的主席台上,靠后方摆了两排条桌,桌上蒙了一层白布,上置茶杯,显得十分简朴。
几家报社记者和应邀出席的重庆各界代表,一律作为来宾被请上主席台就座。主持大会的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口和登台的来宾含笑一一握手,这位驰名中外的“刘邓大军”首长,神态沉着,平易近人,令人不禁顿生敬仰之情。
大约因为后到的缘故,我们坐在来宾席的左前排。坐定之后,我才发觉后排坐了不少早来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坐在我背后那位身着军装,上唇有两撇八字胡,神情豪爽的军人,竟是以两把菜刀闹革命闻名遐迩的贺龙将军!这一意外发现,使我不禁注意观察起他来。其时大会尚未开始,贺龙正和旁座闲聊当时重庆正上演的川剧《武大郎之死》的观后感。这是根据上世纪30年代欧阳予倩的话剧改编,从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角度,为潘金莲鸣冤叫屈的戏。剧中的潘金莲不是淫妇,而是争取妇女婚姻自由权利的勇敢女性。此剧可说是后来为潘金莲翻案剧的老祖宗。在“五四”运动后期,诸如此类的翻案文章曾是一个时髦的潮流。
我侧耳细听,贺龙以各抒己见的口吻,态度鲜明地谈出他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种翻案文章没啥意思。世上人物千姿百态,作品无妨自由取材,不必强求一样,更不应强人就己。《水浒》中的潘金莲,作者原本是写的淫妇,写得真实可信,也得到广大读者认同;如果你要写争平等、反迫害的女性,满可以另写一个李金莲、王金莲,何必要去窜改别人的潘金莲为自己的主题服务呢?
为了说明潘金莲这一人物刻画的成功,贺龙具体引述了《水浒》对与她相关的郓哥、武大郎等一系列人物描写细节,一步步入情入理地展开分析,如数家珍,可见他读《水浒》之细,对这一问题琢磨之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诬蔑贺龙缺少文化;读不懂小说《水浒》原著,只能看《水浒》连环画,我想起这一段记忆,不禁嗤之以鼻!
记得当时在贺龙随意而谈之际,旁边的人无论识与不识,也随意插言,毫无拘束。贺龙不以为忤,大家也觉得用不着客气,光景和坐茶馆一样。新中国开国之初,人际关系间那种平等自由的气氛,至今仍令人怀念。
在那次会议上,起义将领刘文辉的发言,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刘身材中等,着中山装,面孔白晳。走向麦克风后,他深深向台下一鞠躬。他的话不多,但简明扼要,很有特色。他说:“我生平做了很多坏事。只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起义了,投向了人民。将功补过。”他的这番话获得热烈掌声。
琐碎的细节有时比重大事件更令人难忘。或许这正是50年前的这次采访至今还鲜明地留在我记忆里的原因。
来源:天津《老年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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