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口述实录

　　在历史遗留下的种种谜团中，老舍之死无疑是其中相当令人困惑的一个。他在那段时间究竟遭遇了什么？他又缘何会走上绝路？在10多年的访问中，作者采访了老舍的家人与众多亲历者，胡絜青、舒乙、端木蕻良、杨洪……访问中，作者抛开个人立场，真实记录各人口述，并保留许多细节不一的叙述，只希望为读者提供一条指向真实的通途。

　　端木蕻良:老舍之死是“文革”中一个悲哀的插曲

　　傅光明(以下简称傅):1966年“文革”开始，发生了文联批斗、文庙大火那样的惨剧，当时您在场吗？

　　端木蕻良(以下简称端木):我写过一篇《打屁股》，写我们同时被打屁股。我们被拉到文庙，老舍跟我一起。当时要破“四旧”，红卫兵们把戏装、头盔呀、盔甲、刀枪剑戟呀，都点上火烧，让我们都趴在四边。天特别热，再一烤，昏头昏脑的。红卫兵都是学生，不是我们机关的，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傅:听说是女八中的学生。你们被红卫兵拉到文庙以前，在文联大院里发生了什么呢？

　　端木:那天我去文联时穿着洗得很干净的衬衫。因为要批判我们，要谈谈自己有什么错误。那天是自我批判，一个个出来，在太阳底下撅着，最后在你的背上刷上你的工资、等级，什么什么的。我自己看不见，因为很厚的糨糊给人粘上，然后就挂牌子，“牛鬼蛇神”的牌子。

　　傅:老舍先生也给挂上牌子了？

　　端木:都一样，大概是人人平等吧。我的腰本来就疼，老舍腰也疼。有时想把胳膊放在膝盖上，都不许。人都邪了。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个被揪出来的。我知道文联有个后门，我本来想和他说，我们从后门溜出去吧。后门就是西单商场。后来我想，不对，这样一来罪就加深了。他们很注意我们的动向。再后来就到文庙。文庙就是用唱戏那种黑红棍打屁股，当时我就忍不住想笑，因为这棍子是在戏台上用的，现在打在自己身上。但是不敢笑，咬着舌头。所以后来我跟秦牧说起时，他说，你真行！但是我没笑出来，笑出来不得了，咬着舌头。

　　傅:当时老舍挨打很厉害吗？

　　端木:当然厉害了。还有人问我，哪个是老舍？我说我头低着，看不见。实际上我看见他了。他离我不远，因为他穿的衣服很整齐，他还穿着外套呢，是西装。我只穿着衬衫。回去的时候，他不知怎么的，头被打破了，缠上绷带。学生们，就是那些造反派，说他故意出怪相，就都揍他。这时候有的人就想，把他送到公安局还保险一些，不至于被乱棍打死，就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了。

　　傅:把老舍送到公安局去，是文联自己的人要考虑保护他吗？

　　端木:他们造反派也不是一致的，里边有好人。我在撅屁股挨打时，还有人说他态度硬。

　　傅:这事发生的第二天，老舍就投了太平湖。您是怎么看老舍自杀的？

　　端木:造反派告诉我们“老舍是自绝于人民”，是“反革命”。因为我们都集中到一个小屋里了，我还有一个床，给他留的床，床还空着呢，等着他来。造反派说:老舍不会来了。我都不大信，因为老舍这人是很乐观的，他自杀我不相信，后来我跟钟耀群还到太平湖去寻过他。当地的人也不清楚。碰到好多老百姓，有的说有这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也弄不清楚。还到居民委员会去问过。文庙的事，后来我才知道是文庙，当时还不知道。车子开的时候不准我们向外看。

　　傅:当时您和老舍是同一个车吗？

　　端木:不是一个车。当时上车的时候就揍你，在车上也挨打，任何人都可以揍你。

　　傅:从文庙回到文联又继续批斗了很长时间吗？

　　端木:时间不算长。老舍在文化局，我在文联。连沙发都抬走了，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傅:与您一起挨斗的还有哪些作家？端木:有萧军，萧军是一个女孩子在院子里拿皮带打他。江风，在我旁边，他挨打很重。红卫兵对我还比较轻一点。老舍因为他的衣服特殊，另外我也特别关心他，所以看得见。别的好像没大看清楚。杨沫那天没有去。那天开会是自己批判自己，草明好像也没去。

　　傅:那您当初是怎么认识“文化大革命”的？

　　端木:当时我很尊重“文化大革命”。我想老舍跟我一样，也是很尊重“文化大革命”，所以那天他穿得很整齐，我也穿得很整齐。

　　傅:也就是说去文联之前您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端木:不知道。知道我就不去了。

　　傅:当时是怎么形成的批斗场面？

　　端木:我去得比较晚。大家都坐在那儿，我觉得气氛不对，还糊了两个大高帽子，后来也没有人戴。我还奇怪呢，要给谁戴？心想其中至少有我一顶。所以我就尽量减少说话，尽量在别人后头躲着。但是这时候外头就在搞牌子，我也看不见写的什么东西，一个一个往外叫，根本就没开会，叫到院子里。是文联内部的造反派。叫到院子里撅着打。

　　傅:当时您是和老舍先生在一起吗？

　　端木:本来我在前边文联，老舍在文化局，那旧房子原是清朝的邮传部，文联的房子是英式的。前头有个大玻璃窗。那天叫了半天，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人。我俩背着手从玻璃窗往外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一会儿就落到我们头上了，我们得了解他们的用意。

　　傅:从文庙回来后，老舍把挂在身上的牌子摘下来，您看见了吗？

　　端木:是这样，他们说他奇装异服。我还奇怪，怎么个“奇装异服”。老舍大概听见这话就生气了，他就把脖子上的牌子摘下来扔在地上。那些人就火了，就打。我到屋里，沙发地毯都没有，我就坐在地上喘口气。我听见外头闹才看到的，看了一眼老舍就被带走了。我们也不敢多看，多看马上就“惹火烧身”。我们刚从文庙回来，都在屋里坐着。

　　傅:您什么时候回的家？

　　端木:当天夜里很深了才放我回家。我记得当时我对大嫂说:不要开灯。因为我怕她看见我的狼狈样子，她不在乎，我大嫂问我身上弄的什么东西，我说我也不知道。

　　傅:当时文联的干部都在场吗？

　　端木:那天是否在场记不得了，那时候目不敢斜视。

　　傅:老舍被“扭送”派出所，您看见了吗？

　　端木:那是在文化局那边，我在文联这边。文化局本来就跟我们不对付。我反党的罪名之一就是闹文联的独立王国，想跟文化局分开，后来不但没分开，还合并，把文联取消了。后来文化局管我们。

　　傅:当时揭发批斗的场面您看到了吗？

　　钟耀群(端木的夫人):我听说要打草明时，她说，你们可别打我，我就这把老骨头，经不得打。她大概还求谁，就是领红卫兵的这些人。后来大概也就没怎么打她，好像是这样的。

　　傅:事情已过去快30年了，您今天对老舍投湖怎样看？

　　端木:一个作家对人民的主要贡献是通过作品。他当时还在写《正红旗下》，他没能完成。在这之前他也写了很多配合任务的东西。他的生命不至于那么短，他有好多事可以做，好多东西可以写，他的死是我们中国的一大损失吧。别人无法代替他写东西。这是“文革”中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当然，“文革”唯一的就是不愉快的东西。我特别悲痛。后来恢复我可以写东西时，我还写了他。人家找我写回忆老舍的文章，我那时还病着，只能我说一段，她记一段，然后我给连起来，文气也还通。

　　胡絜青:他攥着我的手，哆嗦得很厉害

　　傅:去太平湖是舒乙陪您去的吗？

　　胡絜青(以下简称胡):先是给舒乙打的电话。舒乙去了之后绕了半天等着。我因为是夜里一点钟才去的，他找不着我，他就回家了，两人没碰头。可能倘若有他，骨灰不至于就没了。

　　傅:就是说是您一个人送老舍先生的遗体去的八宝山？

　　胡:因为那天我家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儿，让他陪着我去的，一直跟着我。八宝山那时候死人特别多。1978年给老舍平反时，在八宝山非常轰动，八宝山里面都是人，满满的，大街上人也非常多。好多人都说，老舍一直是爱国的。邓大姐在没有正式纪念的时候，先半点钟来了，把我叫到休息室，当场跟我说，你真坚强呀，让你儿女跟你学。倘若要是没有打倒“四人帮”，你、我都活不了。这是邓大姐亲口跟我说的。

　　傅:老舍去世前一天，从文联回家以后没跟您说过什么吗？

　　胡:什么也没说，他自己觉得那五百多人没有他，七百多人也没有他。全国文联斗田汉、夏衍，也没他，所以他才给文联打电话要去。不想一去就那么样儿了。……回来之后，老舍跟我说，我希望把我的委屈说说，你写，写完之后让人给寄了去。那时只能寄。我儿子把我写的这个贴在身上，那时都夜里三点钟了，总理已经睡了，秘书接进去了，说，老舍已经没有了，你安心等待我们把老舍找着。特意给我打来电话。那时候还不知道老舍死，就知道他第二天失踪了。跟我要人，文联来的人把所有的墙都敲敲打打。上头有一个窟窿，还爬上去看看老舍是不是藏里头了……

　　傅:您是说是您一人送老舍去八宝山的？

　　胡:是我自己跟着棺材走的。

　　傅:老舍那天回家后，您看没看出他当时的状态很不好？

　　胡:他很少在家里说家长里短。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让老杨买了焦圈，买了烧饼，熬的粥，他一点都没吃。他告诉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我们两人不要掺和，我上我的机关，你上你的机关。我就傻子似地听他这个了。要是多留一个心眼，他出去我跟着，兴许就不会出事了。

　　傅:您帮他擦伤口时，他有没有说什么？

　　胡:没办法，那时候统战部都打烂了。

　　傅:老舍让您写个东西交给总理，那时候说什么了吗？

　　胡:他让我拿笔，他写完了之后，就睡觉了。他在他的屋睡，我在我的屋睡。

　　傅:是老舍先生自己写的？

　　胡:他说的，我写的。我写完之后，让我儿子、我二女儿一直跟着到那儿见总理。总理那时已经睡觉了，秘书说他传达。第二天就说，总理知道了，老舍务必找到。

　　傅:当时老舍说您写的那个东西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吗？

　　胡:他让我写的就是:我由旧社会受苦受难，我写小说不算一回事。解放后解放军和毛主席、周总理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报答党的恩情，我一定要把新社会一切事情告诉大家。就这么写的。文章已经不在了，已经拿到总理那儿去了，要不邓大姐一见面就说我坚强，熬过来真不容易。

　　傅:老舍回家时没跟您讲文联挨斗挨打的事？或者对运动的看法？

　　胡:他什么也不说。在我刚结婚时，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诉我说，凡是你看我坐在那里抽烟，你别跟我搭话，我不是跟你闹别扭，是我正在想小说呢。由那时起，凡是他自己上屋里去，我都不干扰他。儿女们也知道，也不上他屋里干扰。有时他需要什么东西，买袜子啦，买小衬衫啦，买大衣，写一张条儿给我。我整个就是他的买办。就这么个情形，很少说话。

　　傅:他当时有没有委屈、愤怒、不满的表示？

　　胡:没有，他当时攥着我的手，哆嗦得很厉害。据别人说在国子监挨打时，脸色——那种气愤的样子有人看出来，情况不好。说脸色煞白，那种不服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们就说这老先生看情形不好。从派出所回来时，我当时穿了一件大衣，我把大衣脱下来给他穿上，我自己穿一个小褂。我怕他摔下来，就搂着他。

　　傅:老舍流泪了吗？

　　胡:他从来不哭，他特别坚强。我没到重庆时，他差不多老哭，知道他母亲已经死了，他不能孝顺母亲。我在北京替他孝顺母亲，把他母亲发送完之后，才带着孩子去的。他后来知道母亲没有了，他见着人就掉眼泪，就哭。

　　傅:老舍回家后抽烟了吗？

　　胡:他就是写文章时抽烟，平常日子很少抽烟，三年困难时，还嘱咐我，来的客人，你别敬烟，烟我自己还不够抽的呢。

　　(《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傅光明郑实/采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