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一生去过的地方很多,而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北京。从年少时求学,到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再到成就大师的辉煌,这些无不与北京这块土地息息相连。如今先生西去,为了回望他的生命脚步,感知他的心灵旅程,我们特别约请一位作者去实地寻找先生在北京曾经的足迹,也许这是对先生最好的怀念。
清华大学——梦开始的地方
前几日,友人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国学大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思索了良久回答道:“是季羡林先生那样吧。”友人又问我:“为什么?”我说:“看到他,我仿佛看到了大海。”7月11日上午,友人忽然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季羡林先生去世了。”听了这个消息,我一下子就怔在那里。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又不得不相信。
季羡林先生去世后,新华社曾经刊发了这样一段话:“2009年7月11日,当代中国学术泰斗季羡林辞世。无论是学术成就或治学品格,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在一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一个大师稀缺的年代——让我们暂抑伤痛,在泪光中回望大师的生命脚步,感知他的心灵旅程。”
季羡林先生曾经这样描述他的人生道路:“六岁那年,我从那个小村庄里走出,走向通都大邑,一走就走了九十多年。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跨过独木小桥,有时候歪打正着,有时候也正打歪着,坎坎坷坷,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推推搡搡,云里,雾里……”1911年,季羡林先生出生在鲁西南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在这里他生活了六年。六岁那年他离开了这个小村庄到济南求学。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因为年少时他就怀揣着出国梦,于是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如今,我们回望季羡林先生一路走过来的脚步,发现先生人生梦开始的地方,正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也正是从这里开启了他的大师之路。
1930年,19岁的季羡林来到了清华大学求学,在这里他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我寻找季羡林先生在北京足迹旅程的第一站就是从清华大学开始的。
清华大学地处西郊清代皇家园林风景区,校园紧挨着圆明园。我去清华大学时发现,从清华大学西门走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就是圆明园了。这也难怪,早在清朝康熙年间,清华大学所在的这片地方就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称熙春园。道光年间又分成熙春园和近春园两部分,咸丰年间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
而清华园与清华大学的联系,还要从1909年说起。这一年,清政府利用庚子赔款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开始招考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同年内务府将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并开始动工建设。1911年游美肄业馆在清华园建成,更名为“清华学堂”,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
从清华大学西门走进校园,皇家建筑的尊贵气度,西洋建筑的诗情画意,苏式建筑的雄伟庄重,现代建筑的简洁典雅,融会在这座校园中。而整个校园中最打动我的莫过于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1914年梁启超先生到清华以“君子”为题做演讲时曾用《周易》“乾”、“坤”二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
我想也许正是清华大学这种自强不息、发愤图强的精神,造就出季羡林先生一生的辉煌。他四年刻苦学习,最终以全优的成绩毕业。然而季羡林先生毕业时,也遇到了现在年轻人遇到的难题——就业。对于没有门路,又没有经济基础的他来说,几乎到了毕业就要失业的地步。而就在此时,他的母校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校长宋还吾,托人游说他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当时除了这条路以外,他已无路可走。于是,1934年秋天,季羡林先生离开了生活四年的北京,回到了济南高中教书。
前门火车站——走向大师之路的起点
季羡林先生在济南教书并不如意,就在他心急似火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这时出现了天赐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置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克,这些马克仅够勉强支付食宿费用。虽然条件并不理想,但是对季羡林先生来说却是一次珍贵的机会,非抓住不可。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专修德文,四年的成绩是全优,因此他一报名就通过了。不过由于家庭贫困,他曾经一度想放弃,多少年后季羡林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还说:“这是他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最终季羡林先生还是选择了出国留学。
我一直在想季羡林先生出国留学会是走哪一条路呢?他会像当时大多数留学生那样坐轮船漂洋过海,到达求学的彼岸吗?而真实的答案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季羡林先生是乘坐火车去往德国留学的。当年从中国到欧洲,没有航线可飞,海路太遥远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走前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而这段铁路其中一段穿越中国东三省,这几乎是从中国去往欧洲大陆唯一可行的,但是这条路却充满风险。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三省建立所谓的“满洲国”,处处白色恐怖。虽然这条路上充满了危险,但是季羡林先生一心想出国求学,面对这些危险,也就义无反顾了。
1935年8月31日,季羡林先生从前门火车站登上了去往德国的火车。前门火车站是北京人对这个车站的俗称,它真正的名字叫“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我的脚步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那座灰白相间的欧式建筑就是前门火车站曾经的站房,不过经过多次复建、装修它已经变得焕然一新了。在老站房的上面赫然挂着“北京铁路博物馆”的牌子。很多初来乍到的人,看到这个牌子一定会认为这不是铁路博物馆吗,怎么说是火车站呢?其实前门火车站变身铁路博物馆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早五十年,人们在北京乘坐火车,还要到前门火车站。
前门火车站始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落成于1906年,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火车站。车站建筑经历了从清末民初、北洋政府、日伪统治、国民党统治到新中国成立的不同历史阶段,站名从“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前门站”、“北京站”、“北平站”、“北平东站”经历多次演变,至1959年9月15日,新建的北京站开通运营,这座建筑才算完成了它作为铁路车站的历史使命,改成了北京铁路职工俱乐部、老车站商城等等。
在我的记忆里,车站站房特别高大,不是二层楼就是三层楼。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火车站改为老车站商城,里面都是卖东西的,我的一件衣服还是在这里买的。但是,这里好像做什么买卖都“火”不了,经营模式换了又换,怎么都不行,最后改成了铁路博物馆。我想,博物馆其实才应该是这座老站房的真正归宿。
1935年,季羡林先生从前门火车站开始了他十年的留德生涯。
大钟寺——破解600多年大钟上梵文经咒,成就又一个顶峰
季羡林先生从前门老火车站启程,离开了北京,这一去就是十年。在留德十年中,季羡林先生主要学习了梵文,而先生也将对梵文的研究视为他终身要走的道路。从此季羡林先生在梵文研究领域不断获得成就,而在这些成就中,破译大钟寺内收藏的永乐大钟梵文,堪称他学术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大钟寺位于北三环,这片地方也因为大钟寺的存在而被人们称为“大钟寺”。大钟寺原名觉生寺,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寺内珍藏一口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大钟而被老百姓俗称为“大钟寺”。
大钟寺内的永乐大钟,是明成祖朱棣下令铸造的。此钟通高675厘米,最大外直径330厘米,重46500千克,是世界上最大的钟。不仅如此,永乐大钟最为举世罕见和引人惊叹的奇迹,莫过于在大钟的每一寸表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铸满了汉、梵佛教经文和咒语,共计23万多字。钟上的梵文经咒自铸成起,600多年从未有人破解,俨然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几百年来不断有人尝试破解,但是都一无所获,直到季羡林先生揭开大钟梵文经咒的神秘面纱。
2001年季羡林先生亲临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首次揭示了永乐大钟梵文经咒的宗教含义。据季羡林先生介绍,永乐大钟上的梵文属于蓝蹉体,是一种拼音式的古代印度文字,其内容是表述佛教教义和规范。“蓝蹉”体梵文起源于11世纪南印度,主要在北印度、孟加拉和克什米尔等地使用,而在印度本国并不流行。但自13世纪经尼泊尔传入我国后却大行其道,尤其在我国古代西藏佛教中,蓝蹉体梵文咒语被敬如天书。每个梵文字符都是一个音节,多字合一联合表意。初步研究表明,永乐大钟上的梵文有三种,第一种是种子字,是一种能派生出多种意思的字符,做参禅观想用;第二类是陀罗尼,从发音和表意看,更像是咒语;第三类是曼陀罗,是种子字周围排列的图案。种子字就像供观赏揣摩的艺术字,陀罗尼是连成一串的梵文字符,曼陀罗是由种子字和艺术线条合成的小幅“文字画”。
季羡林先生的研究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揭开永乐大钟梵文之谜也成了季羡林先生取得辉煌成就的又一顶峰,大钟寺也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而载入史册。
北京大学——承载梦想和记忆的地方
-留存记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从1946年季羡林先生学成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直到他去世,都没有离开北京大学。可以说北京大学是承载了季羡林先生无限梦想和回忆的地方。在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学术研究成果,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如今,季羡林先生去世了,北京大学在百周年纪念讲堂设下灵堂,供人们祭拜。
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是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年而修建的。那天,我顶着严夏的酷暑,来到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到那里去送先生一程。
我从北京大学的东门进了校园,一路向西,由于北京大学校园里的路标十分完善,所以不用问人,顺着路标就一路找到了百周年纪念讲堂。这是一座十分朴实的建筑,在大讲堂的正门我看到“深切怀念季羡林先生”的标语。我走进了灵堂,老远就看到了季羡林先生的遗像挂在正中央。照片中先生在灿烂的阳光下向我们微笑,他的笑容是那样灿烂,而我却一阵悲伤。我向着照片中的季羡林先生三鞠躬,然后静静地退出。
我决定到季羡林先生的故居去看看。
-找寻朗润园中季羡林先生故居
季羡林先生的故居在朗润园。朗润园是北京大学教师的家属区,从北京大学的地图上看,朗润园在校园最北面。
朗润园原名春和园,清嘉庆年间为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的赐园。永璘在嘉庆二十五年被封为庆亲王,所以春和园又俗称庆王园。到了道光末年,春和园转赐道光皇帝第六子奕昕,始改称朗润园。新中国成立之后,原来北京大学校园北面的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才被纳入校园,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部分。
因为知道朗润园在校园的最北面,因此我从百周年纪念讲堂出来就一路往北走去。朗润园当中是小岛,周围是池塘。在小岛上有一块大石头写着“朗润园”三个字,我远远地看到这块大石头,就知道到了朗润园。于是我顺着池边的小路,一路向园子深处走去。在小路的东侧顺排着几栋黄色的简易楼,楼身上有编号,从8号起一直排到11号。11号楼后面的那栋楼身上没有号码,我开始疑惑,来之前早已打听好了,季羡林先生住在朗润园13号楼,我想这座没有编号的楼会不会就是13号楼呢?可是如果按照号码排列,这座楼应该是12号楼,那么13号楼在哪里?我四下张望着,并没有发现还有别的楼房。这可怎么办?我想找人询问,可是家属区里各个楼门紧闭,又鲜有行人往来。
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看到一个阿姨经过,我连忙走上前去问:“您可知道13号楼在哪里?”阿姨马上用手指着西边说:“往西去,13号楼在西边。”顺在阿姨手指的方向,我隐隐约约看到远处有一座楼房,谢过了阿姨,赶快向西找去。我向西走不远果然看到一座黄色的略显陈旧的简易楼,楼身上赫然写着13的号码,我终于找到季羡林先生的故居了。
因为小楼在朗润园的深处,这里人迹罕至,我在楼前的一段时间里,没有看到一个行人。季羡林先生住在一楼,门前有两个小院,但是围挡小院的藩篱已经倾倒在路边。季羡林先生自2002年离开朗润园外出就医,其间偶尔回来几次。失去了主人的看顾,小院里面原来种植的花花草草已经败落,而杂草却颇为茂盛。
-田田季荷,生机盎然
而当我转身要离去时,才猛然发现在季羡林先生门前的池塘里,却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池塘里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荷叶,在绿绿的荷叶中一朵朵红艳的荷花亭亭玉立。“是季荷,一定是季荷”,我在心里喊道。季羡林先生一生最爱荷花,早年曾在朗润园荷花池中亲手种下洪湖莲子,所开的红荷被历史学家周一良命名为“季荷”。季羡林先生到北京301医院住院,待得久了,他曾撰文说:“在医院里呆久了,总是想念朗润园里那满塘的‘季荷’。几年前,园子里尚有‘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之趣,然而,因为年久失修,水源枯竭,那几方池塘也就干了。我和所有的北大人一样,都盼望朗润园能早一点重新‘朗润’起来。我也期待着,朗润园的荷塘,能重现她的秀美景色。我为我的‘季荷’祝福。”
我走到池塘边,看到池水已经枯竭,而扎根在池里的“季荷”依然生机盎然。我从池塘边跳到池底,一步一步走近“季荷”。“季荷”长得大约有一人多高,碧绿的荷叶展在我的面前,翠色欲滴。而亭亭的荷花在绿叶深处却红艳动人。记得宋代周敦颐曾作《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以前观荷花,我们都是站在池塘边远望,总感觉荷花清丽而孤独。而如今我站在池塘里,在咫尺间看这荷花,才真正感觉到荷花的圣洁和高雅,心中不禁想到“莲,花之君子者也”。季羡林先生一生最爱荷花,而先生不正如这荷花一样吗,我为先生祝福。
-文并摄/王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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