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房地产风波

　　房地产问题，搁哪个时代都是国家大事。一旦处理不好，出的也尽是大事。下面这两段唐朝的故事，就是个证明。

　　物业税收出了乱子

　　◎孙雅彬

　　唐德宗当皇帝的时候，很想励精图治一番，建设出美丽富强的大唐帝国。但日渐做大的地方藩镇却不积极配合，甚至仗着雄厚的财力军力，对中央的统一指挥横挑鼻子竖挑眼。一边是怒火熊熊的中央政府，一边是飞扬跋扈的地方藩镇，双方不断地暗自较劲儿，终于导致矛盾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

　　公元782年，四家藩镇联合起来发兵造反。唐德宗收到报告后一刻不敢怠慢，连忙四处调动兵马进行镇压。老话儿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旦开战，花钱更是有如流水。然而，此时德宗的口袋并不充盈。

　　到了公元783年6月，战火烧得更烈，各方军队对粮食、兵器、被服的需求也更加急迫，闹得德宗难免心慌。此时，户部侍郎赵赞十分贴心地向德宗上书，建议火速颁行物业税，将中央的财政压力摊派下去，从老百姓的口袋掏些银两上来以解燃眉之急。

　　这个物业税，在当时叫做 “间架法”。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 也就是说，两个并列的屋架之间的空间为一间，以此为征税单位。此外，还按照房屋分为三个等级，“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上等屋一间收物业税两千块，中等屋一千块，下等屋五百块。

　　假如您生活在德宗时代，而且经济条件还不错，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那么地方官员会派人通知您，周末别出门，在家候着。到了时候，执法人员带着纸笔尺子，专程往您家去做现场勘查，核定您家里有几个房间，都是什么等级。如果您家挺宽敞，四室两厅，面积大房型好质量高，不论是投资挣钱还是自住享受都简直没得挑，那么就是六间上等屋。ok，一共要交税一万两千块。

　　一万两千块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于像郭子仪这样战功显赫的名将来说，的确不算什么，因为他的月工资就有上千万。对于富商大贾来说，也不算什么，比如大商人窦乂在繁华路段盖了二十间商铺出租，每天可以收租金数千钱(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即便对于稍后些年在县处级岗位任职的白居易来说，一个月也有六七万块的收入。

　　当然，这些人毕竟属于社会上层，最差也是中上层，几万块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毛毛雨。可是对于普通百姓，这笔物业税是个不小的负担。

　　不过，即便您对这项税收有看法有意见，却别想跟政府讨价还价，或者用砖把俩门砌上说我们家就三室一厅，这样的话后果很严重。因为，为防止偷税漏税，德宗在物业税征收上有着严格规定，凡是胆敢隐藏实有房间的，杖打六十。对于勇于揭发这些藏匿行为的举报人，则奖励五万块钱(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奖金由被揭发一方提供。想想看，交税不过一万多，要是被人揭发了就得掏六万多，还得挨顿胖揍，太不值了。

　　其实，比普通百姓遭罪的人有的是。比如那些住着百八十间屋子的人，一交税就得几十万块。而且，他们虽然住着大房子，却不代表很富裕。因为在当时有不少名门望族的后代，虽然继承着祖先的高门大院，顶着赫赫的名声，实际上家道早已中落。这么一收税，根本掏不出那么多钱来。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惨景，不少家庭一边哭爹叫娘一边抛售房产，难怪史载“怨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

　　好在啊，事情在四个月后出现了转机。当年10月，德宗调往前线平叛的泾原军队途经长安时，因为待遇问题发生哗变，史称“泾师之变”。这些承担平叛任务的军队在变成叛军之后，为了获取长安百姓的支持，派人在大街小巷四处宣传，喊着“俺们不收你们的物业税啦”(不税汝间架除陌矣)的口号，民心随之大变。

　　唐德宗这下可惨了，彻底失去了民心，连护卫自己的禁军都招呼不来，只好脚底板抹油从长安仓皇逃出，一路跑到陕西乾县。

　　公元784年，唐德宗总算缓过了这口气儿，也彻底认识到了物业税的危害。为了揽回失散的人心，不得已之下他公开向全国发布声明，向黎民百姓道歉，承认自己工作失误，致使百姓受苦、天下大乱。在道歉的同时，德宗高调宣布“间架法”正式废止。

　　至此，这个因乱而生，却又生出许多乱子的物业税终于彻底与人世告别。

　　强拆上瘾的后果

　　◎李开周

　　那天中午天气很热，韦嗣立呼噜呼噜睡得正香，忽然被一阵脚步声惊醒，睁开眼一瞧，一贵妇人站在面前，用一种很性感的声音对他说：“老韦头，你这房子不错嘛！”待韦嗣立看清来者是谁，浑身一激灵，爬下床就要磕头。那贵妇笑道：“虚礼就免了，赶紧收拾收拾搬家吧。”然后抬起手来，在空中画了一个圆：“这里的假山、池塘、亭子、走廊、正房、厢房，都已经列入拆迁计划。”韦嗣立往贵妇人的身后望去，看到了低眉顺眼的京兆尹、摩拳擦掌的捕快、全副武装的弓手，以及大批恶狠狠的家奴。

　　韦嗣立是谁？他是武则天时的相州刺史、唐中宗时的兵部尚书，后来唐玄宗即位，他又做了国子祭酒。论职权，相州刺史相当于安阳市长，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国子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长。所以他是个很牛的人。

　　那贵妇人又是谁？她是杨贵妃的三姐姐、唐玄宗的小姨子、宰相杨国忠的老姘头，人称“虢国夫人”。论品级，虢国夫人是一品，国子祭酒只是三品，差着两级。论实权，虢国夫人的家奴都敢把公主打得满街乱窜，而韦嗣立见到公主只有磕头的份儿，差的不止两级。所以虢国夫人是个更牛的人。

　　当牛人遇见更牛的人，聪明的方法就是示弱。韦嗣立是个聪明人，他把腰一哈，把手一伸，做出了请的姿势。那意思可不是请人家滚蛋，而是请人家拆迁。韦嗣立的大儿子却不够聪明，他听说自家的房子就要被强拆，气得跺脚大骂。虢国夫人小嘴一努，京兆尹立马喝道：“这人阻挠拆迁，先捆起来！”捕快们一拥而上，把韦嗣立的大儿子包了粽子。然后虢国夫人的家奴扛着铁镐就上了房顶，劈里啪啦往下扔瓦。很快地，韦嗣立的几十间正房和十几间厢房就消失了。

　　拆迁总有补偿，虢国夫人补偿给韦家一块十几亩的空地，让韦嗣立重新盖一套宅子。再后来，韦嗣立的大儿子被放了出来，兀自气愤难平，嚷着要告御状。韦嗣立说：“别傻了，皇上跟那女人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咱告御状等于找死。再说人家还给咱十几亩地做补偿呢，拆迁那天虢国夫人还亲自到场了呢，这都是给你爹面子。换一般百姓，她让一家奴过去吆喝两句，你就得搬家，而且绝不会给一分钱补偿。”

　　韦嗣立说得很对。据《明皇杂录》记载，虢国夫人最爱盖房子，而且最爱往大里盖，皇帝批的宅基不够，她就自己搞拆迁，瞧中谁家的地皮，谁就得主动搬家，不然就把你往死里整。小至普通市民，大到亲王驸马，都受过她的欺负，也没见谁打赢过官司。

　　唐玄宗时的政策是这样子的：作为私人，你不许卖掉自己的土地，你每卖掉一亩，政府都要打你十下板子，然后还要判你这笔土地买卖无效，然后还要没收你卖地所得的款项。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是，你的土地是国家分给你的，所以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你只能使用，不许买卖。而其真正目的，则是为了钱：唐政府动用公权拆房征地，只需要花很少的钱，然后再转卖或者划拨给第三方，从中就可以赚取或省下大笔费用。

　　一个国家刚刚起步的时候，政府手里没有钱，又不便征收重税，强制拆迁和强制征地就成了一种很自然的选择，这种选择跟专卖一样，都能使政府快速积累财富。倘若该政府是为了公益，那么这种做法也未必完全没有合理性。

　　我们回过头来分析虢国夫人强拆韦嗣立住宅这一案例。

　　首先，虢国夫人强拆私宅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她有京兆尹陪同，有捕快和弓手护驾，处处都贴着政府的标签。其次，虢国夫人强拆私宅并非为了公益，而是为了给自己盖一所更大更豪华的房子。这也很像现在某些开发商，他们之所以借助公权拆迁民宅，绝不是为了让广大人民安居乐业，而是想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取地皮，再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房子。或许可以这样比方，虢国夫人在唐朝被人闷了黑砖，然后有了长达千余年的植物人经历，今天刚刚苏醒过来，又做了开发商。

　　作为被拆迁者，我们或许能够忍受出于公益的强制拆迁，但却很难忍受像虢国夫人这样出于私利的强制拆迁。或者更务实地说，我们可以忍受补偿合理的强制拆迁，但却很难忍受像虢国夫人那样没有补偿或者补偿很低的强制拆迁。

　　就像吸毒一样，虢国夫人对强制拆迁是有瘾的，开些什么药才能帮她戒掉这个瘾呢？

　　比较常见的是两种药。一种叫“赎买”，就是我给你钱，一次性喂饱你，然后我们签个契约，你保证不再强拆，我们也保证不找你麻烦。还有一种叫“严刑峻法”，就是政府通过一项政策，严禁再出现强拆事件，否则就处理相关责任人。这种药唐朝就有，好像是唐玄宗本人开的，他说：在官侵夺私田，一亩杖六十；在官侵夺园宅，一疋徒三年。什么意思？就是说凡是不按政策强征土地的，每征一亩打六十大板，凡是不按政策强拆民宅的，则按民宅的市价进行处罚，每折价一匹布，强拆者都要劳改三年。

　　唐玄宗这服药很猛，可是不管用。为啥？没人给灌啊。像虢国夫人那样的牛人强拆民宅，唐玄宗不舍得对她灌药；有些宗室跟虢国夫人合伙弄钱，不愿对她灌药；文武百官害怕虢国夫人，不敢对她灌药。好了，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虢国夫人拆房，眼睁睁看着被拆的居民无家可归。

　　拆迁继续进行，矛盾继续积累，平民的怒火燃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井喷，然后尝尽不公的受害者会按住虢国夫人给她灌药。我读《旧唐书》，在后妃列传中看到杨国忠被杀，虢国夫人逃到陈仓，于竹林中被人围住，然后儿子死于乱刀，女儿死于乱刀，这位贵妇人犹自大声喝问：“国家乎？贼乎？”意思是给我灌药的是谁？是政府还是平民？杀人者答：“互有之。”

　　后面的故事不太完整，写到虢国夫人窒息而死，尸体被扔到郊外，随即煞尾。我估计劫杀虢国夫人的那些人也不会没事儿，因为唐玄宗回过神来，必会大开杀戒。

　　本来就是灌个药而已，最后搞得人头落地，流血漂橹，真不值。

　　附注：此文参考了《册府元龟·邦计部》、《旧唐书》卷55、《唐律疏议论》卷12、《明皇杂录》下卷。

　　灵异之说不可信

　　◆读者广记 ◎赵之蔺

　　读到本版7月6日马啸先生的文章《文艺史上的灵异事件》，觉得不得不说几句“续貂”的话。即所谓“灵异”，大多是以讹传讹，作为故事讲讲是可以的，作为文艺史上的事件来介绍，似应加以说明，以免误导读者。

　　在灵隐寺骆宾王化身老僧，向少年宋之问授诗(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一事，首见于唐代孟棨的《本事诗》，后《太平广记》、《诗话总黾》、《唐诗记事》、《唐才子传》等，均沿其说。但自明以后，即有很多人提出质疑，如王世贞、胡应麟等。陈文华先生在《唐诗史案》中有详细的考证，主要有四点：

　　一，骆、宋是老朋友，怎么会对面不相识？二，宋被贬多次，最早的一次回来也50岁了，老僧怎么称他为“少年”呢？而且宋是逃回不是放回，怎么还有心情游览呢？三，明代已挖掘出骆宾王墓，他亡命为僧之说不确。四，王世贞从诗风上分析，认为该诗全属宋代作品。

　　骆宾王讨武则天失败后的下落，有四种说法：一，被诛，见《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二，投江死，见唐张鷟《朝野佥载》；三，亡命，不知所之，见《新唐书》；四，落发为僧，见孟棨《本事诗》。前三种都属史部，内容一般通过考证，后者系诗话，可以风闻言事，且作者将其列入《征异》卷，似表示一定的怀疑。由此可见，骆宾王为僧的可能性很小，那为什么此说广为流传呢？是因为社会上同情骆的反武。正如黄巢、李自成都有逃亡为僧的传说，后均被证不实。对于失势的英雄，人们都希望有个好结局，但传说毕竟不是史实。

　　其次，该文还谈到唐代钱起的《湘灵鼓瑟》及《旧唐书》中的一段逸闻，说钱起夜间听人吟诵“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遂于殿试时借用了这一名句，得中首选。其实同一题材还有不少相似作品，如陈季的《湘灵鼓瑟》：神女泛瑶瑟，古祠严野亭。楚云来泱漭，湘水助清泠。妙指微幽契，繁声入杳冥。一弹新月白，数曲暮山青。调苦荆人怨，时遥帝子灵。遗音如可赏，试奏为君听。

　　诗中不少用语和钱起之作相似。特别是其中的警句“一弹新月白，数曲暮山青”，和钱起的“江上数峰青”的意境极为相似，水平也相伯仲。之所以未被传诵，纪晓岚和钱钟书、陈如江先生都指出，钱起诗把该句放在结韵，故有远神，余音不绝。而陈季诗把该句放在篇中，下面几句坐实，远韵就被破坏了。

　　钱起、陈季生活在同一时代，习悉相近，就同一诗题产生相似的意境和句式，可以理解。且陈的时代较钱略早，钱起是否读过陈诗，受到启发而青出于蓝呢？这样的解释应该比《旧唐书》的神秘兮兮的传闻，更合理吧！

　　说到底，佳句的源头是作者的底蕴，底蕴丰盈，即使是在限韵、限字、限时的考场中，也会游刃有余。历史上钱起绝非唯一的例子。如盛唐的祖咏《终南望余雪》，亦应试之作，却被王渔洋称为咏雪的“最佳作”。

　　司马懿之心

　　◆史林野获 ◎王东峰

　　司马懿病死后，其次子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追尊他为高祖宣皇帝，祖母张氏为“宣穆皇后”。

　　唐代房玄龄等修撰《晋书》时，对张氏高度赞扬：“穆后一善，绩侔于十乱。”这“一善”是什么呢？《晋书·后妃传》给出了答案：“后少有德行，智识过人……宣帝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暴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见之，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而亲自执爨。帝由是重之。”

　　司马懿跟曹操一样，也属于奸雄，《晋书·宣帝纪》称他“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他生在乱世中，“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当时曹操任司空，派人召他到府中任职，司马懿借口自己有风痹推托。曹操不信，派人夜间去刺探消息，司马懿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像真的染病一般。他的伪装暂时打消了曹操的怀疑，但因曝书遇雨，他慌忙起身收书，露了马脚。张氏情急之下，将撞见真相的婢女杀死灭口。为了配合丈夫的伪诈，张氏的行为，可谓残忍。

　　不过，曹操是何等人物，他还是看穿了司马懿的鬼把戏。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以后，用强制手段辟司马懿为文学掾。曹操明确对使者授意，“若复盘桓，便收之”。意思是，司马懿若再推辞不从，就杀了他。这下司马懿害怕了，只得就职。他小心谨慎，勤勤恳恳，“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最终赢得曹氏集团的信任，恩宠无比。

　　这位名叫张春华的宣穆皇后，对于帮助司马氏创立晋朝，功不可没。不过，像大多数男人有了权势以后就要变心一样，司马懿也不例外，他后来宠幸年轻貌美的“柏夫人”，“后罕得进见。帝尝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后惭恚不食，将自杀，诸子亦不食。帝惊而致谢，后乃止。帝退而谓人曰：‘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张氏倒是对丈夫情有独钟，但看到司马懿现在这副德行后，不知她是否后悔当初杀死无辜的婢女，以配合司马懿哄骗曹操的瞒天过海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