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朱大可：

　　媒体给季老戴帽子

　　折射了社会的困惑

　　连日来，祭奠季老的活动一个接一个，连绵不断。著名学者朱大可教授就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既然季老先生已经明智地为自己摘帽，我们应当尊重他自己的判断。季先生在其学术领域是一个优秀的专家，但他的公共发言却良莠不齐。尽管他的贡献被世人放大，但这不妨碍我们保持对其学术成就的尊重。”

　　就季老晚年的争议话题，朱大可说，“媒体现在还在给他戴帽子，折射了社会的集体困惑。在文化衰落的时代，每一个文化老人的逝去，都会引发这种阵发性焦虑和恐慌。关于季羡林是否‘大师’的争议，与其说是在为季先生下定义，不如说是试图更精准地描述中国文化的凋敝现状。”

　　朱大可认为，“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对季羡林的缅怀，就是对中国文化的隆重哀悼。‘大师’一旦绝迹，就会引发全社会的文化焦虑。巴金去世时，曾经有过一次恐慌性浪潮，现在好像是当年的情境再现。”

　　对话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

　　我们陷入了一个

　　没有大师的时代

　　广州日报：最近季羡林先生去世引起众多人的缅怀和哀悼，很多媒体都说他是国学大师，也有评论认为他是一个被媒体放大了的公共知识分子，你怎么看？

　　钱文忠：前几年，恩师就发表过文章，辞去主要是媒体加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和“国宝”，这引起过极大的反响。恩师一直在酝酿提出“大国学”的概念。所谓“大国学”，主要有三方面的考量：一、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国学”，这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概念，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意识高涨的大背景下，也应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国学”；二、“大国学”应该包括中国56个民族的思想、学术、文化财富；三、“大国学”还应该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并最终中国化了的文化成果。

　　缅怀季老的浪潮出乎意料

　　广州日报：人们如潮水般地缅怀季羡林，是否体现我们的传统文化被商业冲断？我们是否陷入了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

　　钱文忠：“泛五四”一代人中的优秀人物，以恩师和任继愈先生的离去为表征，已经凋零殆尽了。一个如此精彩纷呈而又如此令人唏嘘的时代，宣告结束了。这让我们无奈而哀伤。

　　实在地说，恩师去世所引发的关注度之强、所波及的影响面之广，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媒体的反应如此迅速强烈，向公众开放的灵堂迎来了那么多与恩师素未谋面的人……恩师是一位学者，他的去世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公众事件，我曾经说，那是在中国当代文化界、学术界，乃至当代社会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地震。这个现象的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我不敢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否已经被泛商业冲断，但是，商业确实在猛烈冲击、侵蚀着我们残存无多的传统文化，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事情。我们有担忧，说明我们还有希望。问题是，我们要像恩师那样，努力去做些什么。

　　我们确实陷入了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实际上恩师是离我们相当遥远的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大师”，并不是，起码主要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出来的“大师”。只不过，我们在心理上和感情上，将恩师拉到我们的时代罢了。这一点，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

　　高考数学仅4分不影响其成材

　　广州日报：季羡林在高考的时候数学才考4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今后成为大师，而今我们的教育体制如果数学考4分根本没法升学，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钱文忠：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是对偏才的宽容、认定、爱护、培养，要为偏才预留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季老的人生给予我们很多启示。但是，应该有什么样的特殊模式？谁来掌控这样的特殊模式？或者是否需要这样的“模式”本身？不是吵吵嚷嚷就可以解决的。假如我们需要这样专门为偏才预留的模式，那么，它的前提就是不能违背社会所必需的公平原则，不能无视公众内心认可和接受的公平底线。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困难的。偏才最需要的是公众普遍认可的没有私心、以学术教育为公器的公正权威。请问，我们今天有吗？

　　记者手记

　　怀念最后一次采访季老

　　2007年8月5日，是我最后一次采访季老。为了庆贺季羡林96岁生日，由季羡林的学生、著名学者、散文家卞毓方创作的《季羡林传——清华其神，北大其魂》于正式出版。在该书出版当日，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赶赴北京，专访了本书的作者卞毓方。在卞毓方先生的带领下，记者在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303房间见到了季老，并为他拍了一张有一个大寿字为背景的照片，由于媒体很难有机会进入到病房采访并为季老拍照，此后该照片迅速被各大媒体引用和转载。

　　当时已经96岁高龄的季老精神矍铄，只是不能站立，但意识非常清晰。季老很高兴地接受了本报记者拍照的要求，并责怪卞毓方先生不把新书带给他。他朗声笑道：“你们看我的照片还能上报纸吗？我觉得我的精神还不错，哈哈！”他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大师的架子。

　　季老不愧为当代最后的一个大师，他的离去令每个读书人缅怀。(记者吴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