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学子都是他的学友

　　◎贾 曼

　　任继愈先生赠给我的《老子绎读》，一直静静地摆放在竹藤书架触手可及之处。先生的手泽如新，可人已悄然远行。

　　2007年9月27日，因缘际会，我有幸赴京采访先生，那一日，也许是我特意说了一口绵绵亘亘的济南话，勾起了任老先生的思乡之绪，老人兴之所至，对着话筒，艰难而又快乐地吐出记忆中的乡音：“俺在济南上的小学，学校在贡墙根儿。”老人历尽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坎坷路，依然保留着浓重的乡音乡语，让人听了，觉得格外缠绵动人。当时，任老的儿子任重，对父亲能说济南话，十分惊异，他说：“几十年来，从未听父亲说过家乡话。”于是，一屋子老老小小，开怀大笑。两年了，此番欢乐情景，似乎还是昨日之事，谁承想，这么短的时间里，健朗谦和的先生竟然去了。

　　两年前，我赴京采访任老时，老人尚能手里拎着拐棍，乘车去离家不远的国家图书馆上班，上下楼梯坚持步行，不用人搀扶，是百岁老人之相。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年过九十的哲学家只有三个：明朝中叶的湛若水(94岁)、明末清初的孙奇逢(91岁)、近代的冯友兰(95岁)。任继愈先生此时已91岁，可生活极有规律，思维敏捷，说话精力充沛，正向百岁进军。那日采访结束，我真心实意地对任老说：我们知道您的“三不”规矩中，第一条就是“不过生日”，可我还是希望在您“茶寿”的时候，再来给您拍专题片，您一定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过“茶寿”的哲学寿星老儿。任老当场笑着应了。因为“茶”字拆开是一百零八，过“茶寿”是个吉利的话。

　　任老谈起他生活中经受的磨难和不公平，与许多疾言厉色、声泪俱下的老人相比，他自有一番沉浮于人世的不以为意，云淡风轻。

　　“文革”时，他被下放到河南干校改造。风灯雨屋、绳床瓦灶的生活，寒素不堪，可任老照旧淡然度日。每日里，虽然没有了深涩繁复的学问可做，可谁说，日常生活中，一箪食、一瓢饮的居家日子，不是尽含禅意？那段日子里，任老目睹农民看病难的生活现状，心痛不已。他拿着医书，在自己的身上练就了针灸绝技，并潜心研磨传统医学，竟也成了大半个赤脚医生，医好了不少乡民，备受乡人尊敬。人间冷了，人情还是温的好，世态炎凉里，任继愈对世事的婉转体念，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斜逸而出的一枝白茉莉，在荒原冷雨里，默默地散发着馨香。我想，先生的这分受之坦然、得之安然的古道热肠，多半来自于他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而这种内心的强大，则得益于儒家对人生的清醒、理智的态度和“ 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禅宗境界。

　　1975年，任继愈先生从河南干校回京，长期的改造生活，使他目力有所不逮，回京不久，视网膜竟然脱落。突然间跌入一片黑暗之中，这事搁谁身上，都会焦躁不安，可先生依然心静如水。他辗转了几家医院，最后选择在上海一家医院做手术。谈起那段岁月，任老说：“在上海治眼睛的时候，想也不能闲着，我就学盲文，用手摸的那个符号，六个点的，我用手指头摸，认字。”住院期间，他和一同住院的小盲童结成了忘年交，出院后，小盲童用盲文给他写信，他竟然也能读懂。

　　先生的这分与人相处的亲和与处世的从容，我想，也来自于他对哲学的深悟。难怪，人常说，哲学是人生的学问，为万学之母。中国哲学里儒、释、道的融会，聚合在先生的身上，是对人情世事洞然于心，了然于目。

　　我们前去采访的时候，恰好敦煌研究会的几位学人前去拜望任老先生。几天前，这几位学人还曾去301 医院探望过任老的老友季羡林，他们告诉任继愈先生：“8月初的时候，温总理去301医院看望季老，特批季老第二天回北大。季老悄悄回了趟北大的家，抱了抱猫，然后说了一句话，这是你们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任继愈凝神听完老友季羡林的近况，只觉意犹未尽，他反复叮嘱敦煌研究院的学人，要他们转告季老，“人年纪大了，不能因为一时高兴而大意。”又说，“我现在坚持不在外面吃饭，你们劝他也不要去。”

　　九旬老人，肠胃功能衰减，吃饭饮食大意不得。可日常生活中，这高龄老人，不论是一介硕儒还是平民百姓，有时像老小孩一般，遇到高兴之事，多吃两口，也是常有之事。任继愈对老友季羡林的担心，其言之切切，情之殷殷，不是一般社交场合的客套，而是深藏着对老友的牵肠挂肚，更沉潜着极深的阅世体念，还有着一位哲学老人的自律自省，让人佩服至极。

　　任继愈先生不愧是一位学行并重的哲人，他是真正做到了《老子》所说的：“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回归于朴。”(任继愈绎为：虽深知什么是光彩，却安于沉默的地位，甘做平凡的工具。甘做天下的沟溪，永恒的“德”得以充实，回到“质朴”的境地。)也许，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种朴素的心态，老人在赠给我的《老子绎读》上，这样写道：“贾曼学友存”，让我见之心惊，因为我委实不敢与任老以学友相称。也许，对任老来说，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面前，每一个学子都是他的学友。

　　如今，我每每面对任老的题赠，更是见字如见人，读书做人不敢虚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