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人生如同一部厚重的书

　　很多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走近老人就像读一部书，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书。

　　一次“小长征”和一辈子的学术研究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蚂蚁会不会头昏呢？”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任继愈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在那里，曹景黄先生为他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使他终生感念。有一次，曹景黄先生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值夏日，浓阴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曹老师大为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唯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任继愈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

　　任继愈曾回忆说，湘西的风景自是美不胜收，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并不为难他们，但这次旅行对于任继愈来讲，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

　　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

　　一次与主席的面对面和一个宗教研究机构的诞生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呆便是二十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 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 500 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后来，毛泽东曾评价任继愈的文章是“凤毛麟角”。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重新提出“儒教说”，认为“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此观点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在学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

　　一套藏经的“文化苦旅”和一位学者半个多世纪的梦

　　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引起社会的注意，并逐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1938年2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后，将这部珍贵的典籍列入掠夺的名单。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历经辗转，最后藏在窑洞内，派人看管，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下来。

　　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九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揭开装裱，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任继愈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后，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籍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唯独没有佛教道教典籍。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籍，也需要整理。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 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一生的“偶像”和一颗不老的心

　　在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任继愈不信任何宗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难以保持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

　　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

　　(非鱼)

　　他曾用过三个斋名

　　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任继愈，随学校迁往云南昆明，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于是，在昆明市区翠湖边一条小巷里，面对西山的三层小楼上，有了一间斗室作为生活、治学的书斋。那里原为陈寅恪先生所住，因陈先生远赴英国讲学，校方就安排任继愈搬了进来，而且一住就是七八年。房间不大，且比较简陋，但在当时情况下，任继愈感到很满足了。他埋头读书，自号书室为“潜斋”。在此，他写下“潜斋笔记”多卷。

　　解放后，任继愈住在北京大学中关园。也许是感觉与时代风尚不太吻合吧，他没有给书斋起名字。及至“文革”浩劫，他更无布置书斋的雅趣了。此后，忆起那段动乱岁月，任继愈不无苦涩地说，那时候无所谓书斋，因为通信地址是北大中关园宿舍，如今，取其谐音可称“中关虚舍”，因为有一半的时光虚度了。

　　1977 年，国家拨乱反正，离开中关园搬到市中心区的任继愈，有了条件很不错的书斋，研究、教学也硕果累累，但因年事已高，目疾日重，遵医嘱，适量工作，以治疗保护为主，他又幽默地将书斋改名为“眼科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