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任继愈——悼任继愈先生

　　韩愈期望学者能拥有这种品格:“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任先生无论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观研究佛教,还是后来的“儒家宗教说”,都显露出了一些“亘万世,而不顾”的意味。既然特立独行,就必然会冒一定的学术风险,想来任继愈先生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2009年7月11日,这一天是中国学术界的哀悼日。这一天,两位文化老人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一前一后离开了我们。任公逝于4时30分,季老逝于8时50分。

　　我是先得知季羡林先生辞世消息的,中午便接到媒体电话,嘱写一篇悼文。在写悼念季老的文章时,我心中还想起了任继愈先生,因为几天前就听闻他病危昏迷的消息。写完悼文,是下午3时,接到语文教育学者王丽的电话,告知任继愈先生也在同一天去世了。在任先生的最后几年,王丽常去看望任先生,算是与任先生走得较近的晚辈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才明白古人所言西山日落、风木与悲的意味。一日之内,两大文星陨落,不禁更让人感到当下学界的萧条与惨淡。随着文化老人的逐一故去,掩埋在老人心中的历史真相、彰显在老人身上的才德情志,似乎也在慢慢泯灭。

　　今年6月中旬,我随王丽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了任继愈先生。如今先生逝去了,我才体会到匆匆一见成永别的人间悲怆。生命的恍惚和脆弱,在这种特殊时刻尤显真切。我去时已知老人癌症复发,可能时日无多,便挑了一个鲜艳的花篮送上,希望能带给老人一点喜意。老人见了果然很开心,半靠在病床上,让我们赶快坐下。

　　当任先生听说王丽写了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时,他提高嗓门说:“‘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应该落在文化上。”接着他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不能用的时候就说5000年,不用的时候就说60年,(其实)5000年就是5000年。”我不知道别人来探望时,老人是否常说出这样的箴言,但这句话,在我听来就像是老人的临终遗言。

　　老人说了几段话后,就疲倦地睡去了。我们静静告别了他,走出医院后,坐在路边石凳上感慨了一番。当时《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正想给任继愈先生做一个人物纪实,我便请王丽完成这个任务。如今,发表此文的《凤凰周刊》7月15日出刊,哪知老人已先走一步。

　　我对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思想了解得很少。1980年代只读过他的《老子新译》,另外就是在一些古籍普及本中,常读到他写的序,熟知任先生的名字。任先生曾是熊十力的弟子,对儒释道都有研究,国学功底可谓深厚。然而,他与熊十力先生不同的是,他后来并未坚持自己的儒学思想,而是认同和接受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这和当年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有关,另一方面,是他受了贺麟和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任先生一直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任先生后来自述道,1956年他给熊十力先生写信说:“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此后他们两人虽有书信往来,但再也不探讨学问了。

　　可以说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过这样悲哀而惨痛的经历,或被强行停止了学术生涯,或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如今有人感叹两人身后的反差,殊不知任先生代表的是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运。任继愈先生晚年虽未公开否定自己在1980年代前的一些学术研究,但他的很多谈话都暗示了这一点:“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二三十年内,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国真正的文化勃兴时代将会到来。”这些话虽然直白,但却是一个学者到了晚年最为珍贵的体悟。对今天的大多数学者来说,仍具深意。

　　任先生早年虽声名远播,1987年却开始埋首于古籍整理,可看作是对前期学术生涯的一种反思。他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的编校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均属庞大的文化工程,没有他的推动,这么大的学术工程是极难启动的。最让我感念的,是他对《国学基本教材》出版的帮助。2007年王丽女士找到我,说有一套台湾的“四书”教材编得非常好,希望能放在我编的“纸生态书系”中出版。一见面,王丽女士就告知我任继愈先生很关心这套书的出版,曾多次表示:“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来出,我愿意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台湾教育很长时间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任先生对这套教材的认可,也表明他对儒家进入学校教育的赞同。后来这套教材和教师手册,分别在新华出版社和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任先生也一改不再作序的习惯,分别为这两套书写了序言推荐。至今想起,仍然感激先生。

　　我想,特立独行才是任继愈先生追求的学术精神。我们常以为“特立独行”的观念来自西方,其实源于唐代大儒韩愈。从这点上,任先生是真正做到了他名字中“继承韩愈”的这层意思。韩愈认为,一般学者有一家反对,能力行不惑的人已很少了；至于一国一州的人都反对他,能力行不惑的,天下恐怕已没有这种人了,所以韩愈期望学者能拥有这种品格:“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任先生无论是早年提出用唯物史观研究佛教,还是后来的“儒家宗教说”,都显露出了一些“亘万世,而不顾”的意味。既然特立独行,就必然会冒一定的学术风险,想来任继愈先生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两位文化老人在同一天走了,我猜测,也许是想对眼下这个平庸自大、学阀学混丛生的学术界有所启示。如果两位老人的走,并不能使今天的学术界有一些反省,那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伤痛。

　　文/叶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