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深切悼念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

　　任继愈先生逝世。中国学术的天空又一巨星陨落。这位学界翘楚，将他生命中最后一份光与热，献给了中国五千年薪火相传的学术事业。

　　“去年五月，任继愈先生因癌症再次动了手术。出院不久，他就坚持回到工作岗位。

　　我们劝他多在家休养一段时间。老人说，生命就像银行里的存款——如果说你们还有100块钱,而我只剩下最后的5毛了。我要用好它。”国家图书馆陈力副馆长讲述的这个故事，令人唏嘘不已。

　　老人一生为人低调，刻意远离公众视线。没有醒目的桂冠，没有耀眼的光环，却因其“学”而著其“名”，不负“著名学者”之谓。在老人的心中，学术之路“有似地质队野外勘探，这支队伍要不畏荒寒，甘于寂寞。”

　　“学者”，是一个看似平凡的称谓，而老人却以其瘦削而挺立的背影诠释着这个本不普通的称呼。

　　何谓“学者”？以学术为生者。不是以学术为营生，而是以学术为生命。

　　自觉挑起文化担当

　　人生有涯。对任继愈先生来说，九十三年的光阴何其短暂！

　　任继愈先生是新中国以来，最早成熟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之一，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教材影响了几代学人；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创建者，也是新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奠基人；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学界为之震动，引发了历时数十年的学术讨论；他为中国古籍文献的保护而奔走，使一大批承载中国文化的珍贵古籍得以妥善保护与利用；他埋首传统文化的古籍整理，主持整理和编纂古代文献超过10亿字；直到晚年，他仍笔耕不辍，每年完成20万字的写作……

　　即便如此，直到老人去世，仍有许多工作未能完成。

　　以学术为生命，意味着必须挑起一份沉甸甸的文化担当。

　　“很多人的学术研究，往往成就的是自己的名山事业。纵观任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尽管跨越多个领域，但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到：传承中华文化，把国家和民族的兴衰系于心头，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主线。如此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是很多人所不具备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说。

　　抗战期间那次著名的“湘黔滇旅行”，让青年时代的任继愈先生决心将学术方向由西方哲学转为中国哲学，为正在苦难中煎熬的中华民族寻找振兴的文化力量，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就是我们民族的生命；他研究佛教，是因为他意识到“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它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学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和分析历史现象，回头来再剖析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处，过去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任先生的学术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型。他曾经谈到，经历十年浩劫，很多40岁以下的学者阅读古代文献都很吃力。在他看来，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积累时期，要实现真正的文化繁荣还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因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转向对中华传统古籍的整理，为未来、为后辈学人打基础、积蓄力量。”詹福瑞说，“古稀之年，任先生对文化传承仍然有着强烈的高度自觉，最是令人钦佩和感动。”

　　正因为如此，老人著述一部带有自身学术总结性质的《中国哲学史》的计划，被一拖再拖、一延再延，最终未能实现。

　　对于学界，这是一个永久的遗憾；但对于老人，却是无悔的选择。早在13年前，老人在给女儿的家书中就曾这样写道：“要相信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对中华文明有所奉献，即使不为目前，也要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看到日后对社会有用，就值得去干。”

　　绽放绚丽学术光彩

　　“学术文章，先有‘学术’，再谈‘文章’，因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学术内容，而不是词藻、结构、章法。有的文章连一两年的寿命也没有维持下来，一点也不奇怪，理应如此，因为这些文章缺少科学性。”任继愈曾经这样说。

　　学者的立身之本，在于学术。

　　在很多人看来，“师承”是一个人的荣耀，甚至是一份学术资本。然而，任继愈先生却很少提及。尽管，汤用彤、贺麟这两位中国学界赫赫有名的重量级学者曾是他在西南联大攻读硕士学位时的正、副导师，也是他一生极为敬仰的前辈。但他始终认为，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需要的是博采众长，有所创建。

　　他曾说，朱谦之、冯友兰、朱光潜、熊十力、汤用彤等一代学者，之所以能“超过乾嘉学者，也超过同时代新学派的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接受了现代思想方法。”

　　对于他来说，属于他的“现代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会。任继愈是研讨会的积极参与者。老先生们无拘无束的理论切磋，使他受益匪浅，这一讨论会，也成为他汲取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源泉。同时，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他逐渐摸索出一条以释、道、儒三教相互影响为切入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道路。

　　由此，他走出了一条与前辈学者不同的治学道路，使他的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研究别开生面，卓然成家。

　　以学术为生命，就要让这一生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绚丽光彩。

　　不仅如此，任继愈先生还用自己的学术光彩点亮了无数研究者的治学之路。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以后，时至今日，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学术讨论仍然在继续。尽管有很多学者不同意这一论断，但毫无疑问，他提出的这一观点，打开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很多新的思想、新的课题由此生发出来。事实上，在不同观点学者的互相辩难中，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被日益引向深入。”北京大学许抗生教授说。

　　或许，任先生晚年倾尽心力从事的古籍整理工作还需要若干年才能迎来收获的一刻。在后人的辉煌中，谁又能忘记其中那属于任继愈先生的一份光彩？

　　保持学术的敬畏之心

　　很多研究者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兴冲冲地向任先生汇报自己即将开始的“大部头”写作，却被任先生劝道：不要着急，再多读一些书，再多做一些资料收集。

　　他也曾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学问是很严谨的，写一本书要看对社会有没有用，经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见眼前的一百米，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

　　学术，乃社会公器。以学术为生命，需要时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这份敬畏之心，体现为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

　　任先生晚年，一大心愿是完成一部属于自己的《中国哲学史》，这样的愿望不时会流露出来。看到老人实在无暇顾及，有人曾提出，能否请任先生口述框架、大意，交由学生或助手先开始草稿的写作。此建议甫一提出，即被任先生当场回绝。

　　以己手写己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老人恪守终生的治学原则。

　　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受命主编《中国哲学史》教材。他特别强调，要对历史予以实事求是地评价，力戒“借古喻今”。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提出这样的要求殊为不易。而正因为如此，这部《中国哲学史》教材才能历经几十年不断再版，在一代青年人心中留下难忘的印记。

　　“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没有说别人的话，我反对跟着凑热闹。”任继愈先生这样说。

　　直至晚年，老人主持的古籍整理项目很多，但却从来不做“挂名”主编。在他的办公桌上，经他审阅的书稿常有密密麻麻的批改。一字一句的勾画，倾注着老人对“学术”二字的理解。

　　敬畏之心，体现为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大家。于外，任继愈是冯先生的学生；于内，任继愈是冯先生的侄婿。然而，涉及学术观点，任继愈却能与冯先生展开面对面的争论。

　　熊十力先生是任继愈仰慕的另一位老师，然而，当任继愈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后，他曾致信老师，不再相信老师佛学研究的方向，“相信马列主义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此举被熊先生赞为“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面对先贤如此，对待自己亦然。

　　任先生研究老子终生不辍，所获成就为学界所公认。然而，他对自己的批判恰恰来自老子研究。

　　1959年，毛泽东接见任继愈时曾表示，不赞同后者将老子思想视为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任继愈仍然坚持将这一观点写入了他1963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任先生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在1973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他将老子思想归入唯心主义。几十年来，老人从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在1981年，他再度推翻了自己的观点，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加彻底的反思。他表示，“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也没有充分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观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

　　由此，他又引申道：“回顾20年来关于老子的研究文章、著作，没有讲透的地方固然不少，但更多的失误，不是没有讲透，而是讲得太‘透’，以至超出了《老子》本书及其时代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因而讲得越清楚，离开《老子》本来面目越远。我们替古人讲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的一些观念，这就造成了方法上的失误。”

　　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一位成名已久的前辈学者来说，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对学术真理的追求高于一切。正是在这样的自我批判中，任先生不断实现着学术的自我超越。”中共中央党校侯才教授说。

　　人生境界决定学术高度

　　以学术为生命，是一种人生境界。

　　在很多人看来，古籍整理是一项完全“为人作嫁”的工作，视之为畏途。任先生对此也深感忧虑：“古籍整理工作又难学而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后继乏人的困境越来越严重。能安心一项工程十年不松懈，没有时间发表个人文章。而目前的聘任制度，如评定职称、工资待遇的现实问题，对长期古籍整理者，处于不利地位。不计待遇报酬，甘心奉献的人难以找到。”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一面努力为古籍整理争取应有的学术地位，一面身先士卒，毫不犹豫地将这一重任担在自己肩头。因为，他知道，文化建设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为了后来者能攀上学术的顶峰，他甘愿作一块铺路石而鞠躬尽瘁。

　　“20多年前，我们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任先生就用一个包着玻璃丝套的杯子喝水。不久前，我去探望他，那个玻璃丝套依然在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感慨良多。

　　人们眼中的任继愈先生，不为外物所左右，不为荣辱所干扰，从不急躁发火，也少有慷慨激昂，总是在自己认准的学术道路上，奋然前行。

　　他说：“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宜长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入庸俗。”

　　任继愈先生用他的行动再次证明：人生的境界，决定着一位学者所能企及的学术高度。

　　斯人不在，长歌当哭。

　　我们还记得任先生那句朴素的话语——“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奉献给人民”。

　　让每一位为中国学术事业默默奉献的学者，享有永远的荣耀。

　　本报记者　邢宇皓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