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救治无效,不幸于2009年7月11日以93岁的高龄,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之路。

　　任先生是我中学时的老师,又是我在图书馆工作的领导,他对我几十年的教诲和影响至深至远。他生病住院期间,我曾到外地探亲,受他一向健康和乐观情绪的感染,相信他会很快好起来。后来得知他病情恶化,我和老伴急忙赶回北京。来到病床时,他已神智不清,我不断地抚摸着他的手,希望能给他增添些战胜病痛的力量,他的手还是那么丰腴和温馨,我心中还是升起信心。谁知这竟是先生和我们最后的相会,十二小时后,他终于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我顿时感到一根精神支柱倾倒,眼前一片空白,心中无比悲痛!如烟往事一一涌上心头。

　　任先生博览群书,信守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穷根究底,求索探微。他的学术成就,一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和赞许。毛主席把他这本《中国哲学史》放在身边经常阅读,并推荐给身边工作的同志阅读,还多次把任先生请到中南海探讨问题。可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这事。也许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攀附”的机会,但在他看来不过是一桩平等探讨问题的学问事。

　　在长期的古代哲学研究中,他不仅对古史资料十分熟悉,而且充分认识到中华古籍的深刻意义,怀有极深厚的感情。他亲自组建班子整理中国佛教经典《大藏经》,历经二十余年而不衰。他还担任传世巨著《中华大典》的主编,目前这一工作正顺利进行中;其中200余万字的《哲学篇》,正是在他的直接指导和亲自参与下顺利完成的。

　　任先生对中华文化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和他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分不开。近代中华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学校南迁,途中参加“步行团”,从长沙出发,步行3000里,经湘、黔、滇三省,走到昆明。万里山河,千里赤贫,亲历亲见,顿悟尤深。他看到受苦受难最深的是农民,而支撑着这艰苦的抗战斗争的,支撑着这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正是这亿万受苦受难的农民;以探讨人生终极目标为己任的哲学,怎能对此视而不见,怎能离开他们的生存、愿望、思想、感情去搞研究?从此他决心改变专业,由专攻西洋哲学转为专攻中国哲学,并且关心时事的发展,注意倾听人民的呼声,支持爱国民主运动。经过长期的专业研究,生活磨练,理论学习,他确立一个信念,就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说,近代中国有过那么多思想,有的还几乎被尊居“国教”,救了中国吗?能救中国的只有社会主义!

　　任先生在北大、西南联大从师任教,受到汤用彤、冯友兰、贺麟、陈寅恪、钱穆、郑天挺、魏建功、闻一多、朱自清等大师们的教诲和潜移默化,和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经受着抗战烽火的锤炼,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团结奋斗,弦歌不辍,发展了具有爱国、敬业,团结、奋进,民主、自由,务实、创新等特点的西南联大精神,为国家、为社会,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所有这些,在他身上都得到明显的体现。他对母校有着极深的感情,在校友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一直担任着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名誉会长之一。他是西南联大优秀学生的代表之一,是西南联大优秀教师的代表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之一。

　　68年前,时为大学生的他和同是大学同学的冯钟芸先生,曾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任教,分别担任初二两个班的国文老师。我和我老伴当时正是受教于他们。他们不仅教给学生语文知识,培养学生文学兴趣,而且启发学生去思考人生,和学生们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情缘。他回忆道:看金子要看成色,金要赤金;看人要看人品,造就完人;一个人的少年时期是成长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育人要从中学培养起。他说,个人成就有大有小,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决定的,但是品质是根本,人品不能低,人格不能丢,要永远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人。他认为这一信念在这批学生中基本得到验证,因而无比欣慰。

　　任先生晚年主持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近二十年之久。他把重点放在大的项目建设,如缩微文献建设和人才选拔、培养上,更多的工作放手让年轻人去做。国图这二十多年来的巨大发展,和他的重大贡献分不开。他坚持每周固定两次上班,年年如此,直到病倒,病愈又上班,终至不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生自古伤离别,更那堪生离死别!先生已去,永世难逢,往事如烟,不胜唏嘘。此时耳边回响起先生的话:天地间本来就有缺憾,但又不甘心任凭缺憾存在。人生苦恼由此而起,人生意义由此而生。路程艰难,还是要走下去!是的,路总是要走下去的,这是前人对后人的嘱托。忘掉缺憾,放下伤痛,走下去!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走向幸福的未来!这也许是对先哲最好的回报和永远的怀念。任先生,安息吧!

　　唐绍明(国家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