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引发了舆论对北京名人故居保护的又一波关注。最新的消息是，梁林故居的拆除暂停，规划和文保部门正着手调查，重新认定梁林故居的保护价值。

　　作为一处历史久远的建筑，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文化价值无人能否认。但是，只因为缺少一个“文保单位”的名分，它的存在又是如此脆弱，随时都可能成为城市拆迁的祭品，这让人对当下北京名人故居保护的机制备感困惑。

　　享受不到挂牌待遇的名人故居难道不重要吗？以“梁林故居”为例，即使梁林二人未在此租住，仅凭故居原房东叶公超的身份，这一建筑也有必要保护起来，须知，在当年，叶公超是一位才智与胡适比肩的文化人，对中国现代史有着重要的影响。名人故居的“名人”，不应只是狭隘的概念，它不仅应包括一些正面人物、革命先烈，一些对于历史有影响的，功勋未必显著的，甚至存在争议的人物都应属于名人的范畴，他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

　　名人故居不只是建筑意义上的存在，北京的古都风貌保护并非单纯保护建筑本身，每一个老建筑上附着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才是古都风貌的精髓，正是这种积淀与传承让老建筑有了生命与活力。多年来，由于高速的城市建设，北京遗留的名人故居呈急遽减少之势，这点仅存的历史和文化沉淀，是北京城的命根子，理当全面保护起来，不允许任何的破坏。然而，对名人故居的挂牌和非挂牌的区别对待，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不挂牌就不保护，这等于给名人故居下了一道拆迁许可证，根据北京市政协的一份建议案，2005年时，老城区308处名人故居中，有189户暂未列入文物保护项目，其中近半数(97户)已被拆除。

　　或许，政府部门会认为，名人故居全部保护起来，现有的人力财力将难以承担。然而，一方面，名人故居的保护并非都需要高规格：把居民全部迁出去，都建成纪念性质的场馆。保护名人故居，就如同普通的旧房维护和改造，其投入的规模并不会太大。另一方面，这种投入并非只有政府一家包揽，完全可以多方分担。如企业和民间社团的参与，坐落于南锣鼓巷的洪承畴故居的修缮维护就成功地采取了这一模式，由社区和某公益基金会共同完成。而对于有产权所有人的名人故居，其修缮应以产权所有人出资为主，若有困难，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现在对于名人故居的保护，最大的缺憾莫过于法律制度的缺失。包括，名人故居的基本概念和法律地位需要明确；名人故居的认定审核应建立起法定程序，除文保部门外，要让普通民众、专家以及民间社团也有权提请认定，同时，最好建立一个由文保专家、文化学者组成的专门机构来审核这样的申请；名人故居的保护资金当给予保障，当下许多名人故居由于缺乏资金迁走居民，进行整修，环境正日益恶化。

　　当然，试图通过一部法规界定什么是“名人”无疑是困难的。因为对什么样的人是“名人”存在着不同的标准。因而仅仅靠保护“名人”故居来实现旧城保护，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城市管理者对历史和文化传承的尊重，并以此树立旧城保护“能保护一点是一点”、而不是“能拆一点是一点”的理念。

　　所以，名人故居保护的困境，其实就是北京旧城保护的缩影。名人故居尚且无法阻挡开发商挖掘机的行进，那么普通旧民居的地位无疑更加岌岌可危。在北京日益缩小的旧城区中，无论是名人故居还是普通民居，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都需要一点一滴加以保护。2007年，北京曾提出“旧房改造”取代“旧城改造”新思路，但是，从梁林故居的风波中我们看到，此一思路似乎未能一以贯之，实在让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