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为季羡林编选过《季羡林自传》和散文集的江苏文艺出版社老编辑张昌华先生，前天得知季羡林先生仙逝的消息,愕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告诉记者，当时脑海中忽现出季老的音容笑貌，犹新如昨。虽然他与季老只有过浅浅的过从，但印象最深的是季老的谦逊、和蔼和真诚，有几件小事感念殊深。

　　感情往往后人而发

　　季羡林与吴作人先生私交甚好。1996年张昌华拜访吴先生时，他已重度中风，神志不清不能言语。当时因出版需要，张昌华请他在一册页上签名。当他见到季羡林的签名时，十分激动。吴先生不写自己的名字，竟画出一个“林”字。“我写信将此事告诉季老。季老立马写了一篇五千字长文《寿作人》，一周后又亲自去探望。季老在文中引用了我致他信中的一段话，事后还写信给我：“接到你上封谈吴作人先生情况的信后，我十分感动，立即拿起笔来，写了一篇《寿作人》，已于昨天在《光明日报》刊登。我没有来得及征求你的同意，我擅自从你的信中抄录了一段，务请原谅。”季老又说：“我的缺点虽然不少，但在感情，真挚感情方面，我却不敢后人。”季老在信中还说，他的感情属于蕴涵心中的那一类，而且往往是后人而发的。季老对吴先生友情的珍惜本属固然，但对张昌华这个无名晚辈竟也如此的尊重，足见先生的大家风范，令张昌华终身难忘。

　　自传有别字主动“认错”

　　第二年，张昌华赶赴北京，到朗润园季府拜访，准备将他的零星自传性散文搜集起来，编一本《季羡林自传》。当时季老却面呈难色，说他的这些文字散杂在各种集子中，如抽出来必须要征得原出版社同意，以示尊重。其实，他当初并没有与任何一家出版社签约。“经我一番游说，他终于首肯。但前提是要与相关几家出版社打招呼。记得那天他问我还准备为哪几位出自传。我说除北大的梁漱溟、朱光潜、冯友兰外，还有台湾的苏雪林。季老听后点点头说：也该为苏先生出传。”

　　告别时，张昌华从包里拿出一把宜兴紫砂壶送给季老。在这位真人面前，他不敢说假话。“我说这壶本是送给苏雪林先生的，邮局不让寄，就转送给您了。季先生接过壶把玩一番，连说‘谢谢’！”后来从北大商金林教授处得知，季老把那壶放在他的书架上，壶底还贴了张小纸条“张昌华赠”。

　　《季羡林自传》出版后，一位全国有名的叫“字痴”的读者，指出书中有几个错别字，为此，张昌华对季老说责当在他，“这都是我们编校的粗疏。”季老不以为然：“不一定是你的错，很可能是我写错了。”大概为了证明真是他的错，又补说了一句：“年纪大了，好多字想不起来了，连朱光潜先生晚年写文章，手边还放本字典呢。”

　　2004年，张昌华又为季老编散文集《清塘荷韵》，书名、栏目名及选文拟定后，寄请他老人家指正。他让秘书李玉洁打电话：“就这样好了。”一字未动。

　　日记出版“一字不改”

　　张昌华告诉记者，季老有本《清华园日记》(1932—1934)，是他在清华读三、四年级时的日记，印数极少，很少有人注意。那是部真正显示大家风范的日记。季老在序言中说：“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能够出版是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记什么，一片天真，毫无谎言。”日记中他记了对今天已成为文化大名人某的微词，记了战争年代自己的恐怖与贪生，甚而无聊时逛街后产生的性幻想都赫然在目。当日记出版时，有关方面建议做适当删节。季老不同意，坚持实事求是，“一字不改”。为了存真，还出了影印本。季老说，他这是赤条条地走向舞台，“目的是向读者献上一份真诚”。

　　为勉励他勤奋好学，季老在赠给张昌华的几本书上都题上“自强不息”四字，还称他为“兄”。张昌华十分感动的是，1997年，季老还专为他录了一首朱子的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落叶已秋声。”张昌华说，季老的人格魅力将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本报记者 蔡震

　　为配合电视拍摄，90高龄的季老三次艰难移动身体

　　镜头前的季老始终面带微笑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走完他伟大而朴素的生命旅程,驾鹤仙去。大师远去，他不朽的学术成就和高尚的人格必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群体记忆中，流芳百世。

　　有幸的是,我曾经与季老有过一面之缘，近距离地领略了他作为国学大师的人格魅力。2000年寒冬，北国飘雪。因为拍摄一部反映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行人到北京采访。季老曾于1999年应邀赴台访问十日，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电视片的总编导决定采访他，请他谈谈赴台感受，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统一大业中的重要作用。总编导将联系季老的任务交给了我。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有难度的任务。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可谓人生地不熟，却要在偌大的北京城去寻找季老这样一位国学大师，谈何容易。极为幸运的是，我向一位正在北师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朋友求助时，她告诉我，她的导师正是季老的学生。半小时后，她便将季老秘书李玉洁女士的电话告诉了我。季老已90高龄，身体又不好，本不希望被外界打扰。但当我说明我们是在拍摄一部反映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电视纪录片后，李玉洁女士经向季老请示，很快便给了我们回话，她说，季老认为你们是在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非常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

　　次日下午，阳光明媚。我们如约来到了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季老的住所。走进客厅，看见一位穿着蓝色中山装、黑裤子、黑布鞋，衣着极其朴素的老人坐在沙发上，正是季老，面容有点憔悴，但一脸慈祥，微笑着向我们点头致意。当我们走近他时，他吃力地站起来同我们握手。这就是我们心中景仰已久的国学大师，是那样平易近人、谦逊有礼。

　　这时，李女士告诉我们，季老下午一直在等候我们，并再一次提醒，季老身体欠佳，接受采访时间不宜太长。此时，我们每一位摄制组人员都是那么小心翼翼，打灯光、挪三脚架、架摄像机，一丝不苟，生怕拍摄会给这位老人带来任何一点身体上的不适。但是为了拍摄的最佳效果，我们必须根据光线、室内摆设等要素，为季老选择最佳的位置，因此不得不让季老三次挪动他的身体。已九十高龄的季老，挪动身体十分艰难，每让他挪动一次，我们都感到十分愧疚，他却没有一丝的不悦和厌烦，始终保持那个我非常熟悉的、长者的微笑。

　　正式采访时，季老谈起了他对台湾的印象,说台湾给他的感觉和在大陆一样,无论是生活习惯、民风民俗、宗教信仰、文化传承，没有丝毫的陌生和隔阂。尤其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台湾经常能碰到山东老乡，听到他的家乡话山东话。他非常赞同余光中先生讲的一句话，“两岸不能因为50年的政治而隔断5千年的文化”。他说，中华文化早已融入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不会因为政治而阻隔。他坚定地认为，中华文化，非常讲究一个“和”字，因此，两岸最终一定会走向和平、走向统一。

　　江苏省公安厅政治部宣传处　孙为林

　　季羡林留给我们什么

　　-新华视点

　　11日，国学大师季羡林走了。他带走了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的爱与责任，带走了自己的朴素、真诚和淡泊名利，留下了宝贵的人文学术遗产、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和对文化传承的反思。

　　宝贵的人文学术遗产

　　“季羡林先生在东方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主要社会学科都有极高的造诣，他留给我们的人文学术遗产丰厚翔实、珍贵无比。”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说。

　　季羡林曾说，所谓“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举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学问纳入到他研究的范畴：从佛典语言到佛教史、印度史，从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到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从唐史、梵文的翻译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创作，他无一不精深涉猎。”季羡林的学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王邦维对记者说。

　　“季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上强调最多的是中国古代的智慧结晶——‘天人合一’观点，即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天人合一’所反映的‘和为贵’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程郁缀说。

　　“季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国学研究时代的结束，是中国文化界的巨大损失。”季羡林的老友、著名哲学家汤一介这样评论道。

　　令人景仰的高尚品格

　　季羡林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程郁缀回忆起北大广为传诵的一件事：“季先生一向穿着朴素。在担任北大副校长时，一个来报到的新生看到季先生就对他说，‘我要去报到，行李太重，你帮我看一会儿。’季老站在那里看包直到新生报到回来。第二天开学典礼时，这位新生发现在主席台就座的副校长正是昨天给他看包的老人。”

　　对外界为自己加冕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季羡林在《病榻杂记》的书中评论说，这令他诚惶诚恐，“请从我头顶上把三顶桂冠摘下来，还我一个自由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欢喜。”

　　对文化传承的反思

　　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系教授乐黛云说，季先生一直希望中国的文化能够“送出去”。

　　“季先生曾说，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我们中国人拿过来太多，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送出去太少。‘拿过来’和‘送出去’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知识分子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乐黛云说，“季先生的这个观点和党中央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不谋而合。”

　　为实现这一理想，季羡林一生都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积极参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为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积极反驳。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说：“从季先生的学术人格和学术生涯中，应该让我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进行再认识。我们的文科教育既不是单一的知识体系，更不是功利体系，而是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对组织管理的运用发挥着更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人文学科的精髓

　　会否“人亡艺绝”？

　　11日,季羡林、任继愈二老同日驾鹤西去,震动中国文史学界。哀痛之余,几代文史学人深思大师留给后人的一些“问号”——比如人文研究成果和精神财富如何及时梳理,又比如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传承面临哪些困惑和挑战。

　　年过七旬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朱维铮分析:“两位大师走过的路,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他们几乎见证了中国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发展,季先生更是一位与辛亥革命同年的老人,对二老治学经历、研究成果的及时梳理,将有助启迪后人。”

　　学术界将季、任两位先生视为衔接传统人文教学内容与现代教学方式的“特殊桥梁”。与此同时,两位老人身后还留下了一些学术观点和问题,供后辈再探讨,比如对国学前途和命运的预测等。

　　如何继承大师的遗产?有人担忧,人文学科的精髓是否将出现“人亡艺绝”的局面。

　　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曾撰文指出,社会上出现过的“季羡林热”,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现阶段学术界人文精神的一种“苍白无力”。

　　上世纪90年代中叶,而立之年的钱文忠就参与了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在复旦大学的授课,传授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精神。最初几届“文基班”学生,如今已有一部分成为活跃在中外学术领域的年轻力量。

　　“言传身教对人文学科传承的重要性,在当年的‘文基班’得到了一定体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博士刘文楠回忆,季羡林先生钻研梵文、善待弟子的很多细节,在“文基班”中曾被奉为美谈。

　　“从某个层面上说,季羡林先生的精神通过钱文忠老师当年的授课,传递给了第三代人。”刘文楠说,现在回想起来,通过师徒相传,人文学科留给后辈的是一种价值观,一种锲而不舍,一种对知识真谛的信仰。

　　任继愈先生晚年致力于整理古籍,老人凡事亲力亲为、淡泊名利。点点滴滴令其弟子、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申难以忘怀。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上,李申也试图将任先生的精神传给下一代。

　　曾执导过“文基班”部分学生的朱维铮说,两位大师都是大器晚成,都是经过多少年钻研才有在各自领域的如此成就。朱维铮指出,了解大师的路,有助于反思人文学科存在的问题。

　　面对近年来时起时伏的新一波“国学热”、“大师热”,文史学者提醒:对于“国学”究竟是什么,“大师”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从二老身上到底传承什么,仍有待深入思考。

　　本报综合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