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

　　谈到拍摄，高亚雄回忆说：

　　上甘岭是个朝鲜的小村子，就是两个小山头。我有一个从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莱卡3型相机，还有一盘阿克发黑白片———那还是在国内战场上我们的战士缴获的两盘胶卷之一。另一盘战士们不知是什么，就给打开了，全曝光了。整个战斗期间我就拍了100多张底片。那时也没有意识到要多拍。上战场时我还有手枪，加上照相机，是个“双枪手”。我和另一个搞摄影的两个人在坑道里共享一个炮弹箱，在这上面可以蹲坐。坑道里空间很小，有时挤得像过节时的火车厢。不冲锋的时候我就在坑道里拍，那时坑道里黑黑的，还没有闪光灯，只有镁光粉。用火柴一点就“扑”的一声，还有白烟，很呛。尽管这样，战士们还是很愿意照相。他们说，照吧，呛就呛点吧。开始我用B门，打开相机，然后点燃镁光粉。镁光粉也不多，我们就把美国人扔的没炸的那些照明弹捡回来，把其中的镁光粉倒出来，用军用电池连在照相机上，电池又连在镁光粉上，这里按快门，那里镁光粉就着了。这土办法挺好。

　　有一次我和那个搞摄影的一块走，半路上那位说要方便一下，我们就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正在方便时，敌人的炮弹就铺天盖地地把我们刚才的路炸了个稀烂，我们庆幸自己命大。

　　我在朝鲜受了两次伤，一次是炮弹片打到眼睛旁边，还有一次是打到腿上。另一个宣传队的副队长乔松亭也和我一样被打到了眼睛旁边，他牺牲了。拍完了我就把底片交给了通讯员，由他交给军里，冲洗后由他们负责发稿。上甘岭战斗时我才19岁，许多战友很年轻就牺牲了。战士们经常在坑道里说，“活到20岁就够本了！”可见伤亡有多大！像黄继光那个连队，就打得剩了5个人。炮弹一来，一下子几个连队就没了。我能活着就不错了，幸存的老战友如今还经常联系，战场上的感情是最真挚的。

　　上甘岭的照片总共用了20多张，照片都在哪里发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发了不少。有一次我接到了700多元稿费，而那时我的工资才21元！后来这些底片在哪里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有些可能在军事博物馆，有些可能在解放军画报社。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出版了一本画册，里面也用了我的不少照片。

　　今天看来，那个场面应该是能出很多好照片的。有一个战士叫王仕佑，他带着另外两个战士一直在坑道里、战壕里穿梭着打，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回来时浑身是土和血，什么也听不见———耳朵早被震聋了！那形象多感人啊，可惜我就没想起来拍，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写信的镜头。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那我一定会拍很多照片的。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时代性的遗憾”。

　　(摘自《烙刻：记忆中的影像》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