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本山的二人转“走红”看曲艺当下命运

　　吴文科

　　近来，特别是随着演艺明星赵本山将他经营的“刘老根大舞台”分部开到北京，有关二人转的话题被广泛关注。对于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二人转”演出的议论与批评，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网络上甚至出现了针对专家言论的诸多口水帖子。冷静检视这些现象，不难发现，这一方面反映出大家热切关心二人转艺术当下的传承发展问题，也暴露出有关二人转以及整个曲艺的发展从认识到实践都存在着的糊涂说法与做法，有必要加以厘清和检讨。

　　什么是二人转？它的魅力与价值何在？

　　二人转作为一种表演艺术，主体是属曲艺的“唱曲”形式。一般认为是清代中叶华北流行的莲花落被当时的移民带出山海关之后，与东北地区的大秧歌结合发展而成，其间吸收化用了东北大鼓和东北民歌等音乐元素，至清末民初基本定型，距今约有300年历史。表演形式以唱为主，间有说白，叙述为主，代言为辅。节目类型既有甲乙二人扮成一旦一丑、载歌载舞、分行当说唱的“双玩艺”和多人分持不同的伴奏乐器轮递坐唱的“群唱”形态的主体演出形式；又有趋向小戏体裁即人物角色化扮演的“单出头”和“拉场戏”形式。唱腔音乐十分丰富。伴奏乐器有板胡、唢呐、竹板等。唱词以七言和十言为主，兼有长短句式。表演讲究唱、说、做、舞四功的综合运用，其中做功(亦称扮功)包括手、眼、身、法、步的综合运用，讲究身段和动作对于说唱内容的辅助表达；舞功以跳东北大秧歌舞为主，也吸收有其他民间舞蹈和武术成分，并有耍扇子、耍手绢、打手玉子、打大竹板等杂技性的绝活穿插其间。

　　这样的形态与技巧构成，使得二人转的表演火爆热烈，酣畅淋漓，蕴涵着东北人的豪爽性情与黑土地的质朴风格。不仅有“二人演给万人看，万人围着二人转”的以少胜多品性，而且还有著名美学家王朝闻所说的“好像一个天真、活泼、淘气、灵巧、泼辣甚至带点野性的姑娘，既很优美，又很自重，也可以说是带刺儿的玫瑰花”般的美学品格，更有东北民谚“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所折射出来的其在当地人精神生活中所占据的无可替代地位和特殊价值。凡此无不表明：二人转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风格和独特审美情趣的艺术表演形式，活泼但很庄重，通俗而不低俗，自身魅力无穷，深受大众欢迎。

　　时下流行的“二人转”缘何“走红”？又为何备受质疑？

　　眼下走红的所谓“二人转”，如许多人所言，实际上已经“变味”、“走样”，或如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所言，是一种打着二人转旗号的“二人秀”。与真正的二人转艺术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唱曲”的主体特征基本消失，类似“戏剧小品”式的模仿逗乐和“什样杂耍”范畴的吹吹拉拉充斥其间，节目的完整性包括情节的连贯性、人物的典型性和主题的鲜明性更是无从谈起。名为二人转，而实属“四不像”。

　　但就是这样的所谓“二人转”，却出奇地“走红”起来。可明眼人清楚，这种“走红”并非因节目优秀，而是借助媒体和明星艺人合流形成的强势宣传炒作起来的“走红”。一旦媒体失语，泡沫必定破灭。其代表性节目的艺术成色，也如有人根据小沈阳领衔的“笑转2009刘老根大舞台全国巡演”所概括的那样：“掌声需要讨出来，演员没事互相踩，低级俗套往外卖”，着实是对表演者良好愿望走向自身实践反面的一种辛辣调侃。

　　对于此等“二人转”节目及其“走红”效应提出质疑，因此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这种将实际上的“二人秀”指鹿为马、张冠李戴地称之为“二人转”，对于真正的二人转及其知识体系，是一种巨大的遮蔽性破坏：不仅由于混淆视听而误导着大众对于真正二人转的认识和审美评价，而且由于节目创演的假冒伪劣和粗制滥造，客观上败坏着二人转艺术的美学声誉；同时，这种错位的实践和错误的宣示，使得此类“二人转”的经营者们原本可能崇高真诚的弘扬繁荣二人转艺术的美好愿望，出现了实践上的南辕北辙和事与愿违。

　　从“绿色二人转”到“新生态二人转”：观念模糊加剧发展迷误

　　当然，人们诟病“二人转”的原因远不止于此，除了节目的粗制滥造和格调低下，尤其“说口”的荤黄粗俗，包括前些年有的“二人转”演出团体出访北美时因节目缺失人文关怀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找“包袱”而遭遇“道义门”的创演尴尬，都使二人转的艺术形象蒙受着耻辱。

　　同时，对赵本山有感于一些二人转演出的荤黄粗俗而倡导的“绿色二人转”提法，以及有关单位主导的所谓“新生态二人转”的讨论，都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绿色二人转”的提法，由于没将所指归结到节目上，而是落脚在艺术形式本身，难免带来误会：似乎“黄色”乃是二人转的宿命，给二人转涂上了“原罪”的色彩。其实，二人转就是二人转，本无蓝绿黄红之别，自身并没什么罪过。只是一些品味不正、格调不高的节目，背离了二人转作为艺术的审美追求，充斥着庸俗色情的低级趣味，给人以诟病的口实。这种形式和节目不加区分的提法，难免形成“原罪”的误会，当然遭到专家的质疑。至于“新生态二人转”的提法，由于承认了部分观众不健康视听需求的现实合理性，客观上扮演着默认“不良”二人转节目的退让妥协角色，很容易成为“变味二人转”、“走样二人转”乃至“灰色二人秀”的“遮羞布”与“保护伞”，受到质疑也就在所难免。至于一些人将二人转的“变味走样”冠以“改革创新”，用以抵制外界的批评，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野狐禅。

　　一些业界人士笼统而又不加分析地将“观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作为二人转创演的理由与依据，那就更加危险。包括赵本山面对来自不同方面对于自身团队创演的批评，所发出的“主题就是快乐，快乐就是主题”、“二人转就是大俗的艺术，‘雅’就是二人转的死亡”和“二人转就是野生的艺术”等宣言，体现的不光是对批评的不屑，还透露出有意“放弃担当”、刻意“追求娱乐”和着意“甘当草莽”的艺术操守与审美立场。这些言论一个十分显见的偏颇，就是将艺术的功能简单化、扁平化，将属审美风格范畴而非高下好坏范畴的“俗”与“雅”对立起来并是非化，将艺术创演精神审美的人文内涵粗鄙化、浅表化。其片面和狭隘，必然会使自身对于二人转“通俗”品格的理解陷入粗俗、低俗乃至恶俗的误会而浑然不觉。

　　很显然，这种面对质疑的对抗背后，折射出的是与二人转发展相关联的种种糊涂态度与偏颇认识。且深刻警示我们：对二人转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和明确的思路。特别在其已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需要科学保护的情势下，厘清并处理好有关二人转传承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赵本山作为经过本人申请和地方政府推荐，最终由中央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认定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二人转的代表性传承人，不仅肩负着全面深刻地传承发展二人转艺术的神圣使命，而且肩负着准确传播二人转知识的庄严责任。由他提出的有关二人转发展的言论和领衔演出的二人转节目，便不能过于随意而惟商业娱乐马首是瞻，更要以引领二人转传承发展的正确方向作为艺术的自觉追求。

　　真正的二人转乃至整个曲艺应当怎样发展？

　　二人转发展遇到的问题，也是整个曲艺发展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比如，随着商业社会的形成与新媒体的崛起，艺术创演的“快餐化”与“消费化”日趋加重，宣示崇高理想、塑造高尚人格、弘扬伟大精神、展示美好心灵的审美创造，日益被娱乐时尚的追逐和声光感官的刺激所代替。曲艺界的一些人也随波逐流，以纯“娱乐”的心理与姿态从事创演。“今天写,明天演,后天丢”和“说书单纯讲故事，唱曲非要加伴舞，韵诵只把技巧弄，谐谑嬉闹卖粗俗”的偏误现象比比皆是；再如，一些所谓的曲艺“革新”，“小品化”和“歌舞化”倾向十分严重，形成了对曲艺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叙述的表演特质的背离。其中，将“相声剧”当作相声进行经营、指称和宣传的行为，就是这种糊涂“革新”的典型例证。这也表明，二人转的发展状况，是整个曲艺发展的典型缩影。

　　当然，人们在质疑和诟病时下所谓的“二人转”创演包括整个曲艺发展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时，不能无视广大曲艺工作者为繁荣和发展自身艺术所做的艰辛努力。但之所以在二人转乃至整个曲艺的创演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二人转以及整个曲艺界自身的局限，更有复杂深层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原因，需要我们从曲艺文化生态建设的宏阔视角加以关注。

　　毋庸讳言，从业人员知识结构的不够健全和专业素养的整体下沉，是制约二人转乃至整个曲艺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相声大师侯宝林生前曾经痛切地慨叹：“明白地说相声和说明白相声的人，确乎不多。”二人转乃至整个曲艺界，又何尝不是如此。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从业者均由个人爱好转入专业工作而缺失专门孵化的客观事实，表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缺乏全面系统的专业训练。曲艺等传统艺术的深度文化传承，更被遗憾地隔离在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外。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和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曲艺和杂技一样，也被遗忘在艺术学属下的二级学科户籍之外。导致有关曲艺的知识传播和人才孵化，无法进入现代教育的高端层面与主流视野。面对这样的体制缺位与机制缺失，聪明成功如赵本山这样的人，都不能逃脱自身的局限而遭受专家的质疑，其他一般的从业人员在艺术上的自觉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且令人无法不去担忧。换言之，这种曲艺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与基本素养不够健全的问题，责任主要不在从业者本身，而在我们的社会。为此，亟须通过修补相关的制度缺陷，创造良好适宜的生存发展条件，来完善曲艺发展的生态链条，切实推动曲艺的全面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