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4年对于溥仪而言是最快乐的一年。这一年，他的著作《我的前半生》几经删改终于付梓；他携妻子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建设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会上，溥仪做了发言，通过现存的发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

　　“今天，我能够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成员在这里发言，心情非常激动……最近，有许多外国记者访问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在新中国存在，是个奇迹。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们迷惑不解。在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中一篇名为《政协四届首次会议继续举行大会 七十二位委员作了发言或书面发言》的消息中列举了溥仪的发言。

　　作为一名曾经的政治人物，溥仪对于政治生活的热情，也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他的遗孀李淑贤曾向《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的作者贾英华回忆，1963年3月的一天，溥仪下班回家对李淑贤说：“小妹，明天一早我要去投选票。”李淑贤告诉贾英华，每当溥仪心情特别好的时候，都会称她为“小妹”，可见那天他特别高兴，以至于一宿都没有睡好。第二天天不亮，溥仪便梳头洗脸打扮起来，早早赶到政协大院集合。一个曾经当过皇帝的人，居然对参加公民选举看得这么重，这让李淑贤非常惊讶。

　　其实，这已经不是溥仪第一次参加选举了。1960年还在植物园劳动时，溥仪就随同事们参加了所在的四季青乡第四届人民代表选举。开始，植物园的领导对于溥仪能否参加选举颇为犹豫，为此他们还专门请示了中国科学院。没想到，溥仪的选举权问题竟一层层报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派人打电话到植物园说：“溥仪特赦后就是公民了，怎能没有公民权呢？”

　　此时，溥仪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1960年11月26日，他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在与同事们一起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事后他这样写道：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获得特赦后的溥仪共参加过三次选举，第三次是他刚刚做完肾切除手术出院不久。那一次，溥仪拖着病体在李淑贤的陪伴下，与街坊们一起听取了街道负责人对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介绍结束后，溥仪还抢着发言。令李淑贤惊讶的是，刚刚出院的溥仪，那次说话声音出奇的洪亮。

　　几天后，溥仪和李淑贤在附近的南操场小学参加了投票。李淑贤记得，在排队等待投票时，溥仪始终带着一种庄严的神情。看他虚弱的样子，李淑贤曾想跟前后排队的老街坊们商量插一下队，但溥仪无论如何也不肯。直到把选票郑重地投到票箱内，他才在李淑贤的搀扶下回了家。

　　普通人看似平常的选举权，溥仪却格外珍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于他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认可。

　　一次，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溥仪曾幽默地说：

　　“我曾经做了四次皇帝。第一次是三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十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这一幕在1945年结束。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15分，爱新觉罗·溥仪因肾癌晚期在北京人民医院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对于这个世界，溥仪还有太多的留恋和向往，在临终的前几天，他曾拉着前来探视的朋友李以劻和范汉杰的手说：“我不该死得这么快！我还没有多做点事……”

　　他的一生，做过封建皇帝，做过侵略者扶植下的傀儡，做过阶下囚，最后终于成为了一名新中国的公民。

　　参考文献：溥仪《我的前半生》、贾英华《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

　　感谢：贾英华先生对本文采写的大力协助。

　　资料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贾英华提供。

　　本报记者 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