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前半生

　　结束了在植物园的劳动，溥仪和第一批特赦的七个人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溥仪被分到北洋组，每天做些史料整理、校正历史细节、摘抄卡片、整理目录的工作。工作虽然繁琐而忙碌，但他却乐此不疲。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的许多历史事件他都亲身经历，许多历史人物也都跟他打过交道，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回忆为历史留下真实的一笔。除此之外，溥仪更大的精力便是投入到《我的前半生》的撰写中。

　　“我的前半生”最开始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给在押战犯们出的命题作文。为了让他们总结过去、反省自己，战犯管理所让每一名战犯都写一写自己的前半生。1954年到1957年，在溥杰等人的帮助下，溥仪45万字的《我的前半生》完成了。溥杰后来回忆，这本书是溥仪口述，由他执笔写的，从家世、出身，一直写到1957年。

　　初稿写成后，有关部门油印了60册，报送到公安部。公安部和统战部等一些部门的领导看过后，很感兴趣。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徐冰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收到了十六开本用大字号印制的《我的前半生》。由于本身是认罪书，书中有很多检讨式的语言，而且全书仅凭记忆写成，很多地方与史实也有出入，因此大家看完后并不满意。毛泽东曾指出，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

　　1960年1月，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又印制了一批《我的前半生》初稿，由于封面是灰色的，俗称“灰皮本”。《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老先生向记者回忆，“灰皮本”刚印好从新华印刷厂送来时，他们发现封面上作者的名字印错了，“溥仪”竟然成了“傅仪”。于是，群众出版社紧急动员职工，用小刀把“亻”刮掉，再盖上“氵”。

　　该书前言写道：

　　他(溥仪)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核对，他所提出的论点也有很多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我们除了个别错字和标点符号外，对文章内容未加改动完全照印排出，以供内部参考。

　　与此同时，公安部领导决定让群众出版社帮溥仪好好整理一下这本书。这个任务落到刚从公安部调到群众出版社的李文达身上。李文达虽非文字工作出身，但一直爱好写作，他与人合作的《双铃马蹄表》据说是新中国反特小说的开山之作呢！

　　此时，溥仪还在植物园劳动。接受了这个工作，李文达便住进植物园附近的香山饭店。溥仪每天上午劳动，下午便到香山饭店与李文达修改书稿。这次修改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原稿基础上删繁就简，加以润色，去掉那些悔罪式的语言，增加一些生动的细节，另外就是把1957年后，以及特赦前后的内容补上。

　　每天下午，溥仪和李文达讨论书稿，晚上李文达则拿着钢笔、剪刀、糨糊在书稿上修修补补起来。

　　忙活了三个月，在原稿基础上修修补补出来的这版《我的前半生》弄出来了。比起“灰皮本”来，文字有所缩减，条理也顺畅了，但还是不令人满意。看来领导和李文达都低估了修改的难度。很多史实溥仪自己也搞不清楚，有些事单从他本人的角度也很难捕捉全貌，必须重新查资料，寻访当事人，李文达萌生了另起炉灶的念头。

　　1960年7月，按照溥仪提供的线索，李文达和溥仪开始收集资料，寻访当事人。由于工作量巨大，出版社给他们配了几名助手，其中就包括王兰升。

　　王兰升说，那时溥仪每周都要来出版社好几趟，跟编辑们讲述细节，探讨书稿。“皇帝”所到之处总能引起不小的轰动。王兰升记得，有一天出版社突然多了好多人，一些在部里(公安部)工作的女同志也跑来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溥仪来了，他们都是来看“皇上”的。但在王兰升眼中，溥仪就是个普通人，一身中山装，戴副近视镜，跟谁都客客气气的。他们都叫他“老溥”。

　　在王兰升看来，溥仪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候回忆往事，讲到伤心处甚至就哭起来了，对于自己前半生的罪恶也毫不掩饰，可以说改造得非常彻底。与溥仪相比，倒是一些伺候过溥仪的老太监的言行不太让人接受。王兰升记得，一次他们到太监聚居的兴隆寺采访，有个太监听说他们是来调查溥仪的，赶忙跑过去说：“万岁爷还活着？万岁爷怎么样了？回去您跟万岁爷说我是他身边的小太监×××。”

　　经过三个寒暑，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跑了上千公里的路，采访了数百人，1962年6月，《我的前半生》第二稿终于写成了。第二稿共50万字，分三卷，印成十六开的大字本，分送各方征求意见。历史学家翦伯赞、法学家梅汝璈、文学家老舍……都在他们征询的范围内。

　　意见反馈回来后，大家又对书稿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一下子删掉了10万字。那么，这一稿究竟删掉了哪些内容呢？2006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为人们揭开谜底。

　　全本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节，坦白了溥仪作伪证的经过。据说当年有人认为，这部分内容不宜公开，以免“供给反动派以伪造历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材料”，“国际影响必定是极坏的”。一些关于溥仪私生活，或容易引起读者不快的情节也删掉了。另外，当时溥仪与李淑贤新婚不久，书中写到与前妻李玉琴离婚时，过于动情，溥仪担心会引起李淑贤的不满，所以也删掉了。还有就是给溥仪拔得过高的地方也删了，比如王兰升告诉记者，书中原来有篇文章叫《中国人的骄傲》，这对于溥仪未免过誉了。

　　1964年3月，三易其稿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了。不久，这本书被译成英、德、日等文字对外发行，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人们不但被书中溥仪曲折的人生经历所吸引，更赞叹于一个封建皇帝竟能被新中国改造成一名公民。

　　据说，毛泽东在驶往外地的列车上看完《我的前半生》后，说：“这本书改得不错嘛！”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的作者贾英华，上世纪60年代经常到慈禧宠爱的女官裕容龄家玩。他记得，一次，已是暮年的裕容龄半卧在躺椅上，指着桌子上摆着的一本《我的前半生》，喃喃地说：“你们不懂，一个皇帝能变成这样，不容易哟！”

　　1965年，国民党政权前代总统李宗仁回到祖国，溥仪也到机场迎接。李宗仁百感交集地对溥仪说：“您的大作，我在国外就拜读了，对我启发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