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份工作

　　回京不久，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一家。总理问溥仪，特赦后有什么打算，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溥仪说，自己在战犯管理所的医务所帮过忙，对医学感兴趣，想当个大夫。

　　可周恩来却不赞成。当时也在场的四弟溥任后来回忆，总理风趣地说：“你就会改药方，非得给人家治死不可。”听了总理的话，大家都笑了。

　　1960年2月16日，溥仪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位于香山的中科院下属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行前，周恩来请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平杰三转达了几点意见：“下放劳动一年，讲清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动。生活困难另外补助……”

　　据说，有人曾建议安排溥仪到故宫去劳动，周总理不同意，他说：“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来看‘皇上’，怎么办？”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为溥仪考虑得不可说不细。

　　对于溥仪的到来，植物园领导非常重视。植物园的老人们回忆，就在溥仪到园的前几天，时任党总支书的田裕民专门组织全园职工在食堂开了一次会。

　　植物园退休职工冀绪英记得，田裕民向大家约法三章：第一，溥仪来了以后不能围观；第二，对外要保密，不要让外面的人知道，称呼他为溥先生，而不能叫同志；第三，国家机密不要跟他讲。

　　“其实，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什么国家机密呢？”提起约法三章，研究员卢思聪感到好笑。

　　但大家对溥仪的态度还是友好而热情的。卢思聪记得，当田裕民把溥仪引荐给温室组的同事们时，这位溥先生站得笔管条直，显得十分局促，说起话来也很紧张。

　　带着溥仪干活的冀绪英回忆，开始溥仪总是一声不吭，开生活会时也只是闷头做笔记，从不发言。直到很久以后，他的这种拘束才慢慢消除。跟同事们熟络后的溥仪总是给人十分随和乐观的印象。“好玩！”是大家对他共同的评价。

　　溥仪爱跟年轻人开玩笑，拍人肩膀时也特别使劲。卢思聪记得，一次小伙子们逗他讲清宫秘闻，溥仪说自己小时候爱吃春饼，有一回吃多了，两个太监就拎着他的胳膊往地上蹲，说是帮他消化。溥仪讲故事时的样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自己也跟着畅快地笑起来。卢思聪说，溥仪从不忌讳谈清宫的事，但对日本人他却从来不提。

　　对于溥仪的劳动能力，植物园的工作人员都有思想准备。不过，大家还是没想到他竟然什么都不会。用卢思聪的话说：“知道他不会干活，但没想到他那么不会干。”

　　溥仪在温室的工作就是用胶皮管子往水缸里蓄水，把几个大缸都蓄满水，这天的工作也就完了。“他也只会干这个，稍微一干点儿别的准出乱子。”老人们回忆。

　　第一次面对独立生活，溥仪的糊涂和邋遢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植物园研究员董保华记得，溥仪来的第一天傍晚，他突然看见溥仪在他家周围转悠，一问才知道溥仪晚饭后出门遛弯，走着走着就走不回去了。另一位研究员范增兴则经常看到溥仪系错了衣服扣子便出门。“说他，他也不生气，哈哈一笑，说：‘我怎么这么笨啊！’”

　　为了帮助他适应植物园的生活，领导特地安排刘保善和刘保安两个年轻人与他同屋。而今身在华北油田的刘保善，因病已无法接受记者的采访，但他的儿子刘建军对溥仪还留有深刻的印象。那时，六七岁的建军经常到父亲的宿舍玩，每次溥仪都会找些零食给他吃。在他的记忆里，溥仪一点也不像戏台上趾高气扬的皇帝，他只是一个和蔼的老头。

　　不过大家记得随和的溥仪也有发火的时候。植物园所在的四王府附近住着很多旗人，一天溥仪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站台上忽然跪倒一片，还口称“皇上”！溥仪向同事们讲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

　　1961年年初，溥仪结束了在植物园的劳动。植物园给他做出的鉴定中写道：

　　溥仪要求进步，对自己的罪恶有一定认识。自我改造比较努力，劳动、学习都很认真。他除在温室劳动外，还主动参加大种秋菜、打野菜、打猪草等义务劳动……总起来说，溥仪的表现是好的。

　　溥仪在植物园学会了如何融入社会，他把这里看作是自己的娘家。回城工作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里来几趟，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患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