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钱没有出去。也就是说，如果把钱捐到政府名下一些大的基金会，我们会失去对钱的支配权，我们的想法就无从实现。而我们一开始就很明白地知道，我们不能经手哪怕是一分钱的现金，但给钱找一个恰当的地方，确实就产生了困难。这时，我想起一件过去很久的事，就是我老婆现在老家供职的单位阿坝州教育局，我记得曾听他们单位的一个人对我说过，说他们搞了一个基金会，希望我能帮助介绍一些有意在少数民族地区做点捐助的企业。这时，我从中午开始打电话，就想问问这个基金会的情况，但电话一直不通，教育局的领导大多都去了重灾区汶川，直到晚上、应该是九点多了，我打通了教育局长的电话。他非常疲倦，说他刚刚从震中映秀把那里幸存的数百学生转移到成都的安置点。我问他基金会的情况，他说的确有这样一个基金会，是在省民政厅注册的合法的基金会，并赞同我们的想法。这样，算是钱有了一个令人放心的合法的去处。当即，我和麦家就起草了一个《倡议书》(指《劫后重生——关于发起“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的倡议书》——编者)，当夜电邮给阿坝州教育局局长，希望他明确对我们提出的监督学校修建、监督资金流向等事项表示明确同意。当时夜已经很深了，局长从灾区出来，亟需休息，但他还是一直等到收到邮件，表示“完全同意”。这让我很是内疚，但又不得不如此。

　　杨红樱这时也从韩国回到北京，第一时间便来与我们会面。《倡议书》经她同意后，便同时在《北京晚报》和“新浪网”刊出。《倡议书》后公布了我们仨人的电子邮箱。意思是有捐款意愿的朋友通过邮箱告诉我们后，我们再把阿坝州教育局管理的阿坝州教育基金会的账户告诉于他。

　　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脚印和杨新兰就往这个账户各捐出2万元。另一个朋友、作家出版社编辑王淑丽也捐出1万元。随后，外经贸大学的教授、作家冯晓虎也捐出了2万元。

　　当时，我们所以在媒体上发出倡议，是因为在一个一个去发动朋友的过程中发现，震灾发生以后，所有单位、团体都在组织捐款，就是再有捐款意向的人，也都有过至少一次的捐款行为了，更多有能力的，还有自己的意愿与打算；这时，一个一个去问，有道德绑架之嫌。所以，觉得还是通过媒体发布为好，捐与不捐、捐不捐给我们完全出于自愿。具体考虑，可以从当时“新浪”对我和麦家作的一个访谈，和全国哀悼日那一天，《北京晚报》记者孙小宁对我的访谈《灾区需要持续关怀》中看到，算是对我们倡议的一个具体说明。记得那天在北京，举国哀悼的那一时刻，我多少有些安慰，觉得总算是开始在做一件多少有些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不大，对于灾区所遭受的巨大的、上亿万的经济损失来说，我们这点钱比九牛一毛还少。更不要说那些殒灭与伤残的生命了。我也没有什么崇高感，只是觉得在做一件能使自己内心平安的事情。所以，我在采访中说，这不是在帮助别人，是在帮助我们自己，帮助自己的内心，为了自己内心的安心与温暖，仅此而已。当时，我们还公开承诺，如果学校得以建成，绝对不以我们个人或某个团体来命名，要用一个地震中牺牲的老师的名字来命名可能会有的学校。

　　北京活动结束后，上海《文学报》也刊发了这个倡议。我接到上海朋友的邀请，正好又接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邀请，参加一个以我的作品为原本的汉译德的翻译比赛活动。那次小型的集会上，还见到了远从德国来到上海的我的小说德文本的翻译家卡琳。领事馆的德国朋友马克还在这次文学活动中摆上了一只募捐箱，为汶川地震募得的几千元人民币，也汇到了阿坝州教育基金会，具体数额可以从基金会查到。会后，和上海一些朋友见面，他们也自发表达了捐款的意愿。甚至，朋友们还张罗着要我去某大学作一次演讲。后来，我思考再三，拒绝了这个安排。因为有一个隐隐的担心，害怕声势很大，后来却没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当时，意向性的捐款数字很快就到了两百多万(博文说捐款有两百万，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从此而来，但我不记得我有无向外界透露过具体信息)。这时，我的思想上却有了一个巨大的负担，担心因为种种原因，这些捐款未必可以尽数到位。后来，还有广东的朋友也来相邀去募捐，我也取消了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