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关于所谓杨红樱等作家200万元地震捐款的说明

　　昨天下午接到《燕赵都市报》记者侯艳宁的电话，告诉我在“新浪”博客上有一篇文章，对麦家、杨红樱和我三个四川作家在5·12地震后发起为重建灾区乡村学校的捐款行动的真伪提出了强烈质疑，希望采访一下，我当即给予了尽可能详尽的说明，同时将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负责人和阿坝州教育局长的电话给了记者，请她第一时间向对方求证，她采访的结果，我想大家应该能够从《燕赵都市报》上看到。

　　当时正在参加四川作家的四本有关抗震救灾纪实文学首发和研讨的会议，没有太多考虑这件事情，会后回到家中，才上网看到这篇博文。更看到网友们几乎一面倒的、似乎已经作了定论的众多跟帖，群情汹汹之下，不禁内心悲凉。最后，还是觉得有必要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个交待，而不是出具一张基金会的发票那么简单——因为至少有一个网友已经预设了结论，说如果杨红樱出示了收据，也可能是跟某些方面串通了提供的伪证，是事后补上的。如此一来，便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质疑，而成了一种预设的构陷。但无论如何，还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件事情前后的经过写出来，公之于众。澄清吗？我想不止是澄清。证明吗？也只能向未曾预设结论、只是质疑着什么的人来证明。

　　前些日子，我曾私下对朋友说，什么时候写篇《募捐记》可能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件事情操作过程中，发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结构中，民间的、自发的社会公益行动如果要按照发起者的意愿正常施行，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个中原因，并不是有谁在有意阻碍，更多还是体制性的问题，仔细探究一番，有很多东西既值得将来还要从事此类活动的民间人士或机构深思；在政府方面，如何顺应这种潮流也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民间的意愿与行动如何与政府相互协调也还是有一个巨大的空白地带。我说，写一篇《募捐记》或《捐建记》就是想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没有想到，这样一篇博文让我的这个写作提前了，并且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想法，而是一个真诚的说明。

　　地震发生时，正在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然后，写作就中断了。成都这个城市，短暂的慌乱结束后，人们已经行动起来，当下就有朋友打电话来约去献血，也有朋友相约开始筹集食品、饮水之类，自己开着车去往灾区，因为都江堰、什邡、绵竹等灾区道路能通，距成都市区也就几十公里到百多公里的距离。没有什么崇高的想法，只不过是当此大难，每个人不做点什么，自己的心中就无法平静。所以，我在媒体上说过，我们不是去帮助灾区蒙难的人们，是在帮助我们自己的心灵。这些天里，私下还和朋友们谈论，看还能做点更有意义的什么事情。这时，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希望有灾区的作家去参加他们在北京举行的图书义卖活动，而我和麦家一方面人在四川，算是灾区作家，同时，我们两个人都有书在他们出版社出版，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出席。于是，就约了麦家一起去北京。当时，成都双流机场客机已不能正常起飞，主要供运送救灾物资和人员的飞机起降。我便开了自家的车(不是公车)到重庆，再从重庆转飞北京。重庆《课堂内外》杂志的朋友不但代我们买了机票，还亲自开车到高速路口迎接、给我们带路，当天晚上飞到北京。

　　在开车去重庆的路上，麦家告诉我，后座上的包里有20万现金。他说，出发前他带着这笔钱去红十字会(也许我记忆有误，总之是国家的大型的基金会，从国家民政部就查得到的那种)捐款，后来没捐，因为他想知道捐款的投向。但对于一个大型的基金会来说，这笔钱是笔小钱，马上要定向，不可能。于是，他就把钱带到了车上。他说，要么，我们自己干吧。

　　有了这个想法，在成都去重庆三个多小时的路上，我俩一边轮换开车，空出来的人就给一些朋友打电话，看看朋友中多少有些经济实力的是否愿意参加进来，也就是看看这件事情有多大的可能性。应该说，当时那种情境之下，得到的都是比较积极的回应。所以，就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

　　第二天，参加完在北京的义卖，我俩又在住处(社科院招待所)讨论这件事情，觉得灾后乡村学校的重建可能会有困难，希望除了我们自己出一点钱，也动员朋友们来参与此事，希望在这方面能有所贡献。这时，《成都商报》的一个记者给我们一个消息，说正在韩国访问的我们四川作家杨红樱也有意捐款，当时我们俩就说应该把她也拉进来，由我们四川三个作家共同来发起这个行动。打她电话却不通，后来很曲折地跟她联系上了，她说确实要捐，并表示非常高兴能共同发起这个活动。记得她说：“很高兴你们俩做这件事情没有忘记我。”

　　这时，我们三个人的捐款一共就有了45万。他们各20万，我父母兄弟都在农村，负担较多，量力而行，出5万。按照过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的经验，这笔钱已经够建一所希望小学了。当时就想，何不多建几所。所以，就给这个行动想了一个很大的名字：“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计划”。并且不止是想到了建学校，还想到了这一所或几所学校建成后，我们还要继续为这些乡村学校多做些事情，比如师资培训、贫困学生资助、学校图书馆的充实、组织较高水准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去学校支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