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疯人院

　　1963年，陈里宁被送进精神病院。两年后，陈里宁出院，但仍然很不正常，见人就说反刘少奇的话，说刘少奇品质恶劣，出访印尼是给中国丢脸，同时还逐条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列出50多条错误。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湘潭市委开始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疯人。

　　这个时候，陈里宁自己已经把“反刘”的事情捅到了中央。他到处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还不断地给湖南省委和中央写信，批判刘少奇。当时，分管公安部的副总理罗瑞卿见信后，批复这件事要深究。

　　不久，陈里宁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到北京后，陈里宁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几次。最后一次犯病他被送往红卫医院，就是现在的安定医院。这时已经是1966年12月，“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基本公开。

　　社会上到处都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陈里宁的主治医生金弘敏和护士王志都属于红卫医院的造反派，他们同情陈里宁因反刘少奇被关进监狱，鼓励陈里宁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

　　与此同时，红卫兵小将们也正在寻找陈里宁这样的人。红卫兵们发现，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克格勃曾经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受到这个启发，红卫兵们开始涌向精神病院，寻找那些“受迫害”的不同政见者。

　　就这样，陈里宁被“打捞”出来。他的经历，太符合红卫兵们对于“迫害”的一切想象。而比起别的案例，陈里宁在平时神志清醒，谈话又有条理，这让红卫兵小将们对“迫害”的判断更加坚定。

　　发现陈里宁的当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红卫医院的红旗战斗队，联合起来造了红卫医院党委的反，当晚夺权之后，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朱起鸣起草了一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称精神病院里有不少被迫害的政治犯。

　　报告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手里，王力随即批示要派人展开调查，并在全国范围内清理政治迫害事件。

　　1967年，“刘少奇的问题”被公开。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组织、搜集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和人。陈里宁的时代来了。

　　1月7日下午，得知确有此人此事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前往红卫医院，当场宣布解放陈里宁。

　　据中央文革办事组(即办公室)的成员王广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戚本禹当天回来就连连称赞陈里宁了不起，60年代初就认识到刘少奇是个修正主义，打算把陈里宁从精神病院接出来，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

　　第二天，王广宇被派往红卫医院，解救陈里宁。按照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出院后，被安排到《人民日报》招待所，专心写作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王广宇的印象里，陈里宁是个好“笔杆子”，手快，动辄就是两三万字。

　　但陈里宁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却不合戚本禹的要求，最终也没能发表。

　　做不了造反派的“笔杆子”，陈里宁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编辑关于刘少奇的材料。

　　此时，陈里宁的“事迹”已经出名。造反派给他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子，16开本，名字叫《新时代狂人日记》，印了数万册，散发到各地。书里摘编了陈里宁1960年代初写的日记和一些文章，内容都是批判刘少奇的，说明这个人早就看出来刘少奇是个“修正主义者”，先知先觉。

　　一时间，陈里宁成了新闻人物。

　　清华的“造反派”来看望他，并邀请他到清华大学作报告。经戚本禹的同意，陈里宁被接到清华大学大礼堂作报告。

　　陈里宁对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早已烂熟于心，演讲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场气氛十分火爆。清华的大礼堂被慕名而来的学生挤得满满当当，可仍有许多革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不能涌入，最后只得拿来高音喇叭，好让坐在草坪上的人也听得清楚。

　　这场声势浩大的报告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央和地方上的各机关都派人来请他作报告，历史所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公室。《新时代狂人日记》不断再版，全国各地翻印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陈里宁的报告录音带也流传于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农村。

　　也就在这时，天津人艺编演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宣扬了陈里宁的“事迹”，在各地纷纷上演。短短几个月，陈里宁红遍全国，他甚至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和内蒙古的求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