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兵马俑考古人的故事

　　文/李静 图/唐晓毅

　　6 月13 日，陕西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举行了第三次挖掘的启动仪式。1974 年，袁仲一在这里发掘兵马俑，亲历了第一次、第二次挖掘工作；兵马俑考古中生代的领头人是43 岁的许卫红，她是第三次挖掘的执行领队；30 岁、北大毕业的邵文斌也因为头次参与挖掘，进入考古事业真正入门的转折点。这天，袁仲一、许卫红、邵文斌，三代兵马俑考古工作者以不同的身份，见证了中国兵马俑考古事业35 年的完整历程。

　　6月13 日，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一大早，77 岁的袁仲一站在西安建国路上的家门口等车。他要赶往几十公里外的临潼，进入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过去30 多年里，他和这里的每一个陶俑都很熟络，每寸泥土下面都有他的脚印。1963 年，袁仲一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十多年后，他主持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勘探和挖掘。30 年来，他被学界赞誉为“兵马俑之父”。

　　这天，袁仲一前去参加一号兵马俑坑的第三次挖掘的启动仪式，这是一号坑继1974 年和1986 年的两次挖掘之后的第三次了。他亲历了几十年的挖掘工作，这次，已经退休的袁仲一只是指导者。

　　第三次挖掘的重任交给了此次考古队的执行领队许卫红。这天，43 岁的许卫红在一号坑北部从东向西的第四个探方内，干练地协调挖掘前的各种准备工作。1985 年，高考填报志愿前，许卫红早晨跑操时，广播里正在播放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去世的消息。问了老师之后，才知道“鼐”就是鼎的意思，她下定决心报考吉林大学考古系。20 多年后，她坚持下来，不过挖掘的不是鼎，而是俑。

　　许卫红有10 多名手下参与挖掘，除了4 个考古队员，4 位文保队员外，还有8 名技工，邵文斌是考古队员之一。2003 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前夕，邵文斌依然在犹豫，究竟是留在社科院的考古研究所，还是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北京的生活压力太大，西安离家近，最后，他做出了“比较没有出息”的选择。工作6 年后，今年6 月13 日，这名小伙子才真正迎来考古生涯的实战机会。

　　“自己清理的一副遗骸完全现形之后，看到他雪白的身体如此安详地沉睡着，我忍不住责怪自己惊醒了他千年的美梦。但是他却告诉我，他曾经用自己亲手烧制的陶罐，熬了一锅金黄的燕麦粥，熬进了他一生中点点滴滴的幸福与哀愁。我轻轻端起燕麦粥，把它送进一座灯光昏暗的大房子里面，让它告诉来这里的每一个人关于他的故事。我突然看清了他的脸，如此清晰而骄傲地微笑着，因为他用自己的生命堆积起一次次的感动。让我在百年后的今天，找到了新的希望和依靠。”

　　站在兵马俑一号坑前，和秦始皇在同一位置一睹这个军团的豪迈，只是时间上已经跨越两千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一位未署名的编者在扉页写下了这段话，写出了袁仲一、许卫红、邵文斌，三代兵马俑考古工作者，这一天的同一心境。

　　挖掘的第一天就有了“兴奋剂”

　　13 日下午，一号兵马俑坑保护大厅严实地封闭着，炽热的阳光晒透了顶棚，让大厅里的参观者都有点喘不过气来。第三次发掘的启动仪式正在这里举行。一号兵马俑坑保护大厅，建成于1978 年，是一座拱架式的大型建筑。大厅顶部距坑底21.5 米，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文化遗址保护大厅。

　　这天，一号坑正常对外开放，十几个戴着黄色旅行帽的游客被导游带到有“挖掘现场”标志的一块牌子附近。从他们的位置往下看，十几位身穿土灰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一号兵马俑坑面积14260 平方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导游快速介绍着一号坑的概况后，伸出小旗，继续引着游客往西面的修复区走，原本等待在外围的另外一个旅行团马上聚到栏杆前。

　　袁仲一已经77 岁了，作为原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及考古队长，他参加了挖掘仪式。他头发全白，说话和走路都很慢，被十几个记者围在发掘区对面的横梁上。

　　1974 年的春天，西杨村的几位村民在村旁的柿园里挖井，在镢头的起伏中，“泥人头”及一些“残身断肢”被挖了出来，沉睡两千多年的秦始皇兵马俑被唤醒。几个月后，袁仲一随考古队进驻西杨村，开始对一号坑的第一次发掘。

　　走进一号坑，一个巨大的兵马俑军阵便映入眼帘，金戈铁马，威武雄壮。那是第一次发掘的成果：已经完成发掘的面积有2000 平方米，出土木质战车8 乘、拉车的陶马32 匹、各类武士俑1087 件，青铜剑、铍、戟、戈、金钩、弩机等486 件，成束的铜镞280 束，零散的铜镞10895 件，还有大量的车马器，这里是一个以步兵为主、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的大型兵马俑军阵。考古专家按照面积推算，一号坑埋葬有6000 件陶俑、陶马，50 多乘战车。

　　这天, 许卫红忙着协调现场的工作，她沿着梯子从挖掘区出来，一路小跑到几十米外的启动仪式的背景牌前。她不记得那天自己一共跑了多少个来回，厚厚的工作服背上已经被汗渗透了。当她刚想回到挖掘区时，又被几个记者“抓”住了，他们想了解和第二次挖掘相比，这次的技术有哪些改进。

　　许卫红并没有参加过20 多年前一号坑的第二次发掘。1985 年，这里进行了第二次挖掘。挖掘工作并非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持；挖掘进行了一年多，因为一个官俑头的丢失而被叫停。许卫红指着中间区域的几个蒙着塑料布的探方说，那都是第二次挖掘后留下的。由于时间较短，第二次发掘被叫停时，表土已经被揭开，并初步可以看到文物的迹象，却没有来得及提取，就用回填土掩埋和塑料布保护起来了。20 多年间，这些暴露出来的遗存一直承受阳光、灰尘、潮湿度等因素的影响。

　　“现在，第三次发掘的面积只有200 平方米，涵盖了一个边洞、三个隔墙、三个过洞，就在第二次发掘时曾经动过的范围。”许卫红告诉《外滩画报》记者。

　　第二次发掘因技术条件而停止是一种隐晦的说法。丢失文物、不具备保管能力也是决定技术条件的因素。有些曾经参与第二次挖掘的考古工作者对于技术原因导致停顿的说法并不认同，并对此次发掘产生质疑。自第三次发掘的消息发布以来，反对声从未停止。反对人士认为，如果发掘意味着现有陶俑陶马和兵器的重复，对于彩俑等的保护技术又不能达到尽善尽美，还不如暂时保持原状。压力之外，许卫红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手头没有第二次发掘的任何资料。　　

　　下午2 时，队里的老技工孙秀侠正清理一尊露出地面武士俑。回忆起清理出第一件彩色俑的情形，她脸上写着满足，“发带鲜红鲜红的，盔甲下露出绿色的裤子真是好看，”她说：“我们干活的时候都在说，希望这次还能挖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孙秀侠用的是一把医用手术刀。“稍微深一点，就可能破坏陶俑表面的彩绘，不够深又清理不干净。”邵文斌说。道理虽然很简单，工具真正拿在自己手里时，却不像这些有几十年经验的技工那么熟练。下午快下班时，技工们完成了这尊铠甲武士俑的面部清理，半边脸上竟然有彩绘！

　　许卫红有点不敢相信，“眼睛是黑色的，有点阴阳脸了，颜色保存不算特别好，”她说， “但经过历史上的几次火烧和大水之后，一号坑的颜色本来就不好，这个俑在第二次发掘时已经露出来，后来只是回填土保护，还能有彩绘确实很不容易。”

　　第一天，彩俑的发现给考古队伍打了一支兴奋剂。

　　“兵马俑之父”袁仲一：历史把发现留给这代人

　　袁仲一，1932 年11 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较早的一批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束世潋。他告诉记者，先生的一句“做研究不要学李闯王，要学八路军”让他受益终生。这话的意思是要先占领一块根据地，再慢慢扩大，最后连成一片。袁仲一离开上海前，束先生叮嘱他：“给你五年时间，看你能不能占领根据地。

　　1974 年，作为第一支秦俑考古队的成员，袁仲一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阵地”将会是深埋地下两千年的庞大军阵，更不会想到这个数千兵马俑的阵地的挖掘工作几十年后还在继续。当地农民发现兵马俑的井在一号坑的最东端，仅仅是一个点。但兵马俑到底有多大面积？没有人知道。当时，考古工作者利用手中神奇而简单的工具——洛阳铲进行探测。洛阳铲的外形是2 寸宽半圆形的铲头，高不到一尺，上端安上2 米长的竹竿，下探时能把地下的东西原封不动带上来。不断往下钻，就得到不同地层的土壤，经过颜色、密度和包含物的分析，就能知道地下有什么东西。

　　“当地有个老汉，叫和万春，闲聊的时候给我讲了个故事。他父亲在地里打井，发现一个怪物，贴着井壁，他理都不理继续往里挖。开始井里有水，后来竟然没水了，他父亲很生气，想着是怪物把水喝了，就把怪物拉出来吊在树上打。”袁仲一回忆， “我让他带着去找那棵树，就在现在的一号坑的西头大草坪的位置，真的找到一棵沙果树。”

　　之前听过太多有关兵马俑的传说，也曾有人说曾经到过地下10米的一个宽敞的地下宫殿，背了大批的金银财宝回来，但最终证明这仅仅是传说而已。袁仲一对于每个故事都将信将疑，却每次又都希望从中寻找到蛛丝马迹。这一次，当洛阳铲打到两米五的时候，发现了木炭；打到4 米，竟然出现了兵马俑残片！关键是，这个位置与东边的点，相距150 米，一号坑的长度很快确定下来。历史上曾经有30 余次人们见到过兵马俑，每次又都失之交臂。最终历史把兵马俑的惊世发现留给了袁仲一这代人。此后，他在学界被赋予“兵马俑之父”的称号。

　　以兵马俑为“根据地”，袁仲一对古代兵法和古文字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第三次发掘准备阶段，刚刚揭开覆盖在外的塑料布时，许卫红在T23 号探方西南侧的隔梁上发现了一处环形印记。许卫红翻阅了一号坑第一次的发掘报告，也有类似的记录却没说清楚，这个直径达60 厘米的环到底是什么？

　　看过这个木环遗迹之后，袁仲一表示，三号坑也曾有木环，但中间还有圆形的盖子，“当时推测是华盖，级别较高的车上才会有华盖。”袁仲一说。

　　事实上，这组兵马俑已经发现了四个坑，四号坑在二号坑和三号坑之间，现在是草坪。因为没有探测到陶马和陶俑，不为人所知。袁仲一认为，那是因农民起义而未完成的部分。现有的三个兵马俑坑各自独立，形成有机结合的一组。他说：“古代军队是有编制的，一号坑属于右军，二号坑是左军，三号坑则是指挥部。从古代兵法来讲，是‘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可分可合，适合多兵种作战。”

　　相似的木环是不是意味着一号坑将出土了在“指挥部”出现过的华盖？但这个木环中间并没有盖子，而且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位置，究竟是做什么的，袁仲一也说不清楚。只能等到有类似的，没有脱位的木环出现，才能揭开谜底。

　　对袁仲一而言，兵马俑就是自己的孩子，永远需要呵护与照料。在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出差时间久了，回去第一件是便是到坑里转转。退休之后，他和老伴住在西安的家属院，开始的几年，他对这种“没有坑，空气也不好”的生活很不适应。如今，在兵马俑博物馆，袁仲一还有一间办公室，里面堆满了他的书和资料。

　　接到博物馆的“求助”电话，或需要查资料的时候，袁仲一会一大早站在家门口，等着员工班车上班，探望自己的兵马俑。

　　中生代女领队许卫红：在犄角旮旯也能自得其乐

　　13 日中午休息时，许卫红脱掉工作服，换上了白色的短袖衫和薄薄的七分裤。她把刘海翻开，指着露出的额头，告诉记者：“野外的太阳特别大，我有好几个地方晒伤了，就再也恢复不了。”好在晒过的痕迹并不明显，她的皮肤白净健康。

　　在一号兵马俑坑里，许卫红很少走路，从工地到办公室，常常是一路小跑。她找到文保部的工作人员，和他们商量之后，决定把刚刚发现的木环提取到实验室。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有近400 人，各部门有不同的分工，这次考古发掘，技术之外，更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过去20 多年的丰富野外考古经历，为许卫红处理这些烦琐的事务打下了基础。1986 年，许卫红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一晃20 多年就过去了，她从20 来岁的漂亮女大学生，变成了考古队的执行领队了。在大学，她曾到考古工地实习过，第一次去兵马俑挖掘现场时，她穿的是耐磨的长裤长褂。“蚊子可真是多啊，隔着裤子都能叮出了大包来，腿都肿了，”她笑着说：“被咬之后，我就抱着腿挠，还冲着大家喊‘我又变大象腿’了。”许卫红第一次写的论文与兵马俑服装上的纽扣有关。袁仲一说要用纵横交织的方法，去查阅服装史上最早出现纽扣是在什么时候，这让她受用至今。现在看来，她觉得那篇论文很幼稚，袁馆长却连标点符号都改过。20 多年后，她成为了执行领队。

　　有人把带队进行一号坑的第三次发掘称作许卫红考古事业的“巅峰”。秦陵被称作考古学家的天堂，她觉得这种“巅峰”指的是兵马俑本身的价值和地位，并不是自己能干得怎么辉煌。袁仲一等上代人发现了兵马俑，并铺开了针对兵马俑和秦陵的研究框架，如今她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前人的高度很难逾越。

　　结束二号坑的大范围发掘之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开始“走穴”，许卫红开始了自己的“终身执行领队”的道路。由于跟着陕西省考古所等其他单位进行项目发掘，在领队前面都要加“执行”两个字。

　　2001 年，在华县的一个考古项目被盗情况严重。许卫红既要和老乡在发掘赔偿金问题上讨价还价，还得督促背景各异的队员干活。工地上有一百多人，两天就得吃掉一袋面，饮食起居许卫红都得管。发掘时，围观的人时不时会提一些很“专业”的问题，进行“业务”探讨，许卫红知道他们是盗墓贼。“我们当时住在一所学校里，学生开学之后就没地方住了，工期特别紧。我早晨出门的时候，就会有人骑着摩托车过来搭讪，问‘是不是去工地，要不要把你载上’。”她有点哭笑不得。后来发现了一件被盗墓贼漏掉的青铜鼎，许卫红上厕所的时候都抱着鼎去，直到两天以后主管单位把鼎接走。

　　直到2008 年12 月26 日，许卫红还在湖北的野外考古工地。“答应了女儿回家过圣诞节，结果食言了，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她说。

　　今年年初,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团体发掘领队资格。一号坑的第三次考古发掘也是该馆第一次以独立资格组织考古发掘队开展的考古工作，这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意义之一。正是因为意义重大，队长由馆领导担任，许卫红还是“执行领队”。

　　一号坑第三次挖掘期间，游客参观不受影响，可以让人们看到各种遗迹遗物出土时的现状，了解考古发掘工作的过程。这让许卫红却觉得“憋屈”。“考虑到观众，不能随便‘出土’，只能把挖出来的土装在袋子里，晚上再运出去，”她说：“在野外工作，除了下雨天一直干活，能出效率。但现在要考虑博物馆的制度，按照上下班和周末时间工作，加班要有一套申请流程。”

　　许卫红本想等第三次挖掘步入正轨之后离开。她说：“我喜欢的是这个行业，即便在犄角旮旯也能自得其乐。兵马俑是一个奇迹，但对于我来说只是一次考古工作。在我看来，它和任何一个平民墓地的地位是一样的，我都能读出故事来。”没想到的是，清理第二次发掘的回填土时，就已经发现了彩绘，这让许卫红兴奋起来。

　　在G9 过洞中，两匹马已经露出地面，按照常理，马后面必定有战车，但它们之间仅隔了三米。在第一次发掘的2000 平方中，两辆战车的间距至少有十米。两辆四马战车“亲密无间”，可以说是兵马俑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如果两辆战车一主一副，就有可能发现级别较高的战车。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许卫红很好奇，但只有慢慢发掘后才有答案。手机一直在响，从安阳请来的清理战车的专家要到临潼了，得马上给他们安排住宿。许卫红确认对方可以开住宿发票才挂断电话。

　　指着工地上的一个塑料盒子，许卫红告诉《外滩画报》记者，这里发现了陶釜的残片，兵马俑里有炊具，真是奇怪。许卫红流露出感性的一面，她经常会因为某个小小的残迹展开自己的想象，发掘二号坑的时候，在门道有围着一圈砖烧火的痕迹，弄灰的时候，发现了小动物骨头。她开玩笑说：“这些人偷懒来着，还在这里烤肉吃！”

　　发现一个很小的半两钱之后，在大家讨论货币流通的意义时，许卫红想：“这个人真可怜，好不容易发了几个工钱，还从口袋里掉出来。”

　　新生代邵文斌：这次才算入门了

　　16 日下午，文保部副研究员荣波把去离子水送到发掘现场，并嘱咐邵文斌马上喷洒。通过实验室的监测设备，他刚发现这里的湿度仅有67%。工地上的两个仪器正对温度和湿度进行测试。不远处，文保部布置了一个工作台，银色的无线设备将收集温度湿度和颗粒物检测的情况发送至实验室。

　　“现在的环境对于青铜器的影响不大，对彩绘保护很不利。”荣波对邵文斌说。他把陶俑比作人的皮肤，俑表面的一层生漆则好像人穿的内衣，彩绘则是兵马俑的外衣。内衣在兵马俑上色过程中起到调节的作用，使其颜色更为自然。漆入土千年不化，却因对温湿度格外敏感而成为保护彩绘的最大难点，“内衣收缩变形，外衣也就不平展，会收缩起翘脱落。”

　　邵文斌，1979 年出生，北京大学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生毕业。见到他第一眼，就知道他是个好学生，戴眼镜，沉默寡言。1996 年高考时，他填了热门的北京大学法律专业，却被调剂去北大学考古。这位好学生郁闷了一年。邵文斌研究的方向是旧石器时代考古，虽说科班出身，旧石器时代离秦汉还是有着数万年的跨越，更重要的是从首都来到临潼的巨大落差。上班两个月后，邵文斌拉了根电话线，总算可以在宿舍拨号上网了，生活对于他来说是办公室和宿舍之间的两点一线。

　　邵文斌不喜欢读时空穿越小说，就像他觉得历史学没有意思一样，他更喜欢现实的东西，比如考古。历史学是拿着文献来研究的，里面有太多主观的东西；考古总是以实物形式出现，研究是有证据的，实实在在的，没有结束挖掘，谁也不知道究竟怎样。

　　来兵马俑博物馆的几年里，邵文斌承担过小范围的二号坑的细部清理整理工作，细致而耗时间。五年了，他还在门外徘徊，挣扎于旧石器考古与秦汉考古之间，他说，参加一号坑的第三次发掘是自己真正入门的转折点。

　　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者们，掌握的资料多，研究的时间长，很多人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与他们相比，我们这一代可能也有想法，但没有第一代人的视野，都只是看到一点，而没有看到全局，不够系统。”邵文斌告诉记者。

　　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规定，一定数量的个人领队资质是获得团体领队资质的必备条件。目前，具备个人领队资质的人数已是要求数量的两三倍。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在符合条件之后便开始了近十年的申报，却一直未被批准。事实上，一号坑第二次发掘被叫停后，就已经进行体制上的整顿。20 多年后，邵文斌参加的第三次发掘不仅有了更为先进的技术，体制上也逐步改变。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部有20多个人，分工越来越细。除了挖掘一号坑的考古队，考古部还有其他队伍活跃在整个秦陵。揭开“背靠骊山，脚踩渭川”的秦始皇帝陵的真实面目，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

　　技工们洒的水慢慢渗透了，邵文斌抬头看到许卫红正在不远处的隔梁上教助手做考勤表。“表格要多做一栏，因为得扣税。”她的声音一向很大。邵文斌从挖掘区上来，打算回办公室查资料，本想和许卫红说一下坑里的情况，许卫红的手机又响了，安阳的专家已经到了。

　　邵文斌坐到办公桌前，不小心碰到了一沓全英文的纸稿，那是一本他正在翻译的有关美洲考古学的书。虽然兵马俑是独一无二的，国外考古学的方法还是要借鉴。邵文斌说，自己未来会把研究方向和内容延伸至秦陵乃至秦汉考古，方法就更加重要。

　　13 日下午，袁仲一回到家里，老伴说有记者打电话找他。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被这次发掘打乱了，要采访他的记者太多，作为兵马俑的发现者，他最有发言权。他曾经写过《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后记中饱含神情地回顾了30 年秦陵考古工作的历程。千言万语间都浓缩在他自己写的《长相思》词两首中。

　　其一：一把铲，一条绳。探幽寻觅骊山陵，朝朝暮暮情。腰如弓，铲声声。奇珍异宝一宗宗。谁知精血凝？其二：石滩洋，荒漠漠。秦皇御军八千多，寰宇俱惊愕。人似潮，车如梭。五湖四海秦俑热。夜长人在何？

　　2009-06-25 总第 34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