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出点子,徐迟起草,臧克家抄写
《诗刊》向毛泽东征稿内情
杨建民
2002年左右,诗人臧克家接受媒体采访,又谈到了当年《诗刊》创办时,向毛泽东征稿的情形。但是,那份致毛泽东征求诗稿的信函是谁起草的,是如何起草的?臧克家却“记不清了”。记得起的,是最后自己用毛笔抄写到信纸上的。其实,这封一下子打动了毛泽东的征求诗稿函,是诗人徐迟起草的。可在此之前,是另一位诗人冯至的一句话,点燃了他起草这封信的激情。
一
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经有关领导同意,决定创办一份《诗刊》杂志。这份杂志,由诗人臧克家担任主编,徐迟、严辰任副主编。在组稿过程中,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的诗作,可不知能否获得毛泽东的同意。当时,在一些文章的引用中,以及群众抄录的文字里,都有毛泽东诗词在流传,可是,由于大都并非正式发表,辗转传抄间,字词甚至句子都有不能统一之处。当时《诗刊》编辑部,就陆续收集了毛泽东的八首诗词。他们便想请毛泽东订正,并希望能得到毛泽东将这些诗词在《诗刊》正式发表的允诺。
可是,想来想去,大家都觉得这事大不容易。毛泽东当时的忙,可想而知;同时与《诗刊》同仁并没有什么特别交往。此时冒昧相求,大约不会得到什么回音的。可随着创刊号发行日子的临近,《诗刊》同仁间这样的愿望倒更加强烈起来。身为副主编的徐迟,曾对大家说,要想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想出一句话,告诉毛主席。这句话必须是他一听就可以立即答允给我们他的诗词的。只要想出这一句话,只许一句话!
徐迟这样说,大家以为笑谈。要想用一句话来打动深通文字的毛泽东,太难,甚至不可能。于是,大家便不去想它。可是,有一位诗人却注意到徐迟的提示,他并没有将此作为笑谈,而认认真真开始想这样一句话。他就是著名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家、诗人冯至。
冯至当时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他是《诗刊》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主张发表毛泽东诗词的倡导者。听到徐迟的想法,他便开始了认真琢磨。当年11月,徐迟又一次去了北京大学燕南园,在冯至家里闲聊。聊过一个上午,又在冯家吃午饭。说着说着,又扯到给毛泽东写征诗稿函的事。这时,冯至突然冒出一句话来,是他想的徐迟需要的话。徐迟一听,跳了起来,大叫:“就是这句!”
回到编辑部,徐迟迅即以他诗人的激情,以冯至的这句话为骨干,完成了一封致毛泽东的既亲切真挚,又强烈表达意愿的征求诗稿信函:
亲爱的毛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明年元月份创办《诗刊》,想来您喜欢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您是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最爱戴的诗人。
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
我们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您的八首诗词。那八首大都已译成各种外国文字,印在他们的《中国诗选》的卷首。那八首在国内更是广泛流传。但是因为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互相抄诵,以至文句上颇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
其次,我们希望您能将外边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们。那对我们的诗坛,将是一件盛事;对我们诗人,将是极大的鼓舞。
我们深深感到《诗刊》的任务,美丽而又重大;迫切的希望您多给帮助;静下来要听您的声音和您的吟咏。
信写好之后,大家传看,均感满意。主编臧克家亲自用毛笔将信抄录一过,并署下自己的名字;副主编徐迟、严辰及其他编委,也都一一签名。当时的落款时间是1956年11月21日。
二
信函发出时,附上了收集来的《沁园春·雪》等八首诗词。大家都怀着企盼的心情等待着。可是,到了年底仍没有复音。因为准备1957年1月创刊,《诗刊》已经准备发排了。新年元旦刚过,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来电话。当天正好徐迟值班,田家英说:“你们给主席的信,收到了。主席问什么时间发稿?”徐迟高兴地回答:“万事俱备,只等毛主席诗词了。毛主席诗词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田家英没有说具体时间,只说主席同意发表。徐迟听说后,异常兴奋,他立即打电话告诉臧克家,臧克家当然也很兴奋。元月12日,《诗刊》编辑部又接到电话,说中共中央有重要信函送来,让负责人在编辑部等候。一会儿,文联总收发室打来电话,说中共中央急件送到。正在等候的刘钦贤立即跑去取回。编辑部当时徐迟在,接过信函,拆开来,毛泽东的一封信和诗词稿,呈现在眼前。《诗刊》寄去的八首诗词,毛泽东认真作了校订,此外,他还将各个时期的诗词作品,添加了十首。这样,数量就大大超出了《诗刊》同仁的期望,成了十八首。这且不说,毛泽东还有一封亲笔信,也同时寄到: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对诗词的兴趣,不仅满足于书面。过了两天,元月14日,臧克家又接到《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诗刊》编委袁水拍的电话:“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作为《诗刊》主编,臧克家获得了受到领袖接见的殊荣。到了中南海颐年堂后,毛泽东与他们谈了许多。当然,主要的是谈诗词。后来许久臧克家还记得,毛泽东说到了李白杜甫。对杜甫,毛泽东虽然肯定,但却更欣赏李白。这当然与毛泽东的浪漫气质相关。毛泽东还提到了臧克家的山东同乡、明代的诗人李攀龙。可惜,臧克家没有读过这位诗人的作品,所以无从应对。
现代诗人,毛泽东提到了王统照、汪静之、陈梦家……对新诗,毛泽东评论说,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对旧体诗,毛泽东以为,《诗经》以四言为主体,后来由四言发展为五言,现在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个拍子,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是时代的需要。要在民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看来,毛泽东对旧体诗更感兴趣一些。
接下来,毛泽东转过话头,对臧克家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的文章,我读过了。臧克家便趁机将自己对“咏雪”理解中的疑难提了出来: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样理解为好?毛泽东反问:“你看应该怎样?”臧克家说:改成“蜡”字好一些,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就可以相对了。毛泽东略略一想,对臧克家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后来正式发表时,这个字便顺遂了臧克家的建议改了过来。
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连印刷《诗刊》需要的纸张也不足。臧克家便当面向毛泽东提了这个问题:“文化部负责人说纸张困难,我们一再要求,只答应印一万份。太少了。”毛泽东问:“你看印多少好?”臧克家回答:“五万份。”毛泽东想一想,便拍板说:“好!我答应你们,印五万份。”后来臧克家认为,这说明毛泽东着眼不仅在纸张,而是充分估计了诗歌的意义和影响。
三
随之而来的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刊载有毛泽东十八首诗词的《诗刊》创刊号,一问世便在群众中形成了排队争购的场面。由于毛泽东发表的全是旧体诗词,也引起了社会上一些喜爱古典诗词的旧文化人的兴味。一时间,旧体诗词的创作,也形成一种特别的风气。当然,以郭沫若、臧克家、张光年等人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文章,也充盈着多种报刊的版面。渐渐,以诗歌来表达社会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就成了一种潮流。1958年社会“大跃进”,诗歌也大大发挥了其夸张想象之功能,成了一种其他文体难以表达的代言。从略远处望去,与当时领袖对诗歌的倡导,不能不说有极大关系。
历史的行走,有时是很难预料的。从毛泽东发表这十八首诗词来看,它的得以面世,与《诗刊》编辑部同仁的愿望有关系,自然,徐迟写的这封充满真挚情感的信函功不可没。在徐迟自己看去,却又与冯至先生的一句精彩的,使毛泽东一听而被触动的话相关联:“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请想想,哪位诗人听到这样的话能不心动?不愿立即将自己的诗词作品奉献出来?所以,冯至逝世后,徐迟写了一则短文《悼冯至》,其中还特别说:“是的,正是冯先生,想出了这一句巧妙的话。智慧之神通过他说出了这一句话来了。”这句话,表面看去,似乎并不多么特异,按徐迟说法:“这句话,我过去讲过,那样聪明的话呵!过去我说了,但并没有多少反应。我很奇怪,我们对于智慧怎么能无动于衷!”
对这句话的作用,徐迟甚至这样估价:“反正是确有这回事。一句话,换回来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毛主席的一封信》。”不过,从实际估量,当然并非冯至的这一句话,还有徐迟的妙笔成章,还有《诗刊》同仁的热望……可是,让人惊异的,这后来的一切,都实在因为这一句话的引发。一切事物,历史发生、发展,均需有契机,冯至先生这句话,应当视为这件大事的契机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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