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蒋介石怎么变成了“常凯申”？

　　“常凯申”事件出现后，很快在出版界传开，许多人将之视为出版界的笑话，一些出版社甚至还专门开会希望以此为鉴。一部原本应该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低级错误，是偶然事件，还是出版业的痼疾？

　　实际上，一些学者挑错只是揭开了低劣翻译书的冰山一角，有专家认为，包括学术书和文学书在内的许多翻译作品长期、大量存在着各种错误和问题，只是广大读者并不清楚，或者即使知道，也并不懂得辨别各种版本。《爱的教育》权威译者、著名翻译家王干卿对此深有体会，据他统计，《爱的教育》“山寨版”至少有五六十个版本，所有的“山寨版”都选择了缺斤短两、降低翻译成本的捷径。原著中约两万多字的《寻母记：从亚平宁山脉到安第斯山脉》是翻译难度最高的章节，但市面上流行的诸多版本中，却找不到这关键的一章。

　　追问 快餐式的出书方式是隐患？

　　按理说“三校三审”是出版社铁定的程序，一本书的出炉至少要经过6个人把关，但现在出书又快又多，这种泡沫式、快餐式的出书方式，给出书质量带来很大的质量隐患。有的编辑因为自己忙不过来，根本就不看稿，而是将其外包给专门加工编辑的民营公司。民营公司找一人当主编，再组织一帮人来完成，这中间并没有编审力量介入，翻译质量低劣自然难以避免。毕业于某大学出版专业的余小姐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在家接各个出版社或文化公司的看稿工作，每个月的收入在3000元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主任王磊认为，这种错误的出现可能是编校质量把关不严，或者差个程序。其实，编辑将翻译稿子核对一下原文，应当会避免这样的错误，或者质检部门把一关，也会把错误堵住。

　　追问 译书门槛降低是祸根？

　　有业内人士认为，出版界闹出这样的笑话不是偶然的，表面看起来离谱，内里是因为出书门槛低了，过去千锤百炼才能出书，现在是什么人都敢写，什么人都敢翻译。

　　翻译家杨绛曾经用“一仆二主”来形容译者和原作者、读者的关系，就是说译者是仆人，原作者和读者是主人。但现在则应该用“一主二仆”来形容翻译书现状更合适，许多译者忙于赶活儿，疲于应付，翻译书质量低劣，屡现红灯已是不争的事实。

　　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说，这个问题的出现说明翻译界态度很不严肃，翻译缺乏学术论证，实际上是不讲“译德”的表现。过去，出版翻译作品是件很严肃的事。首先对编辑要求很高，组稿前还要先考察译者水平，译者经过试译后才能最终确认，校订更是环环相扣。目前，翻译作品校订力量缺乏不说，出版社往往还打上译者文责自负的字样，以推脱出版社的把关责任。

　　追问 翻译费不高是现实问题？

　　当然，公允地说,翻译作品稿费长期处于低水平也是翻译书屡现红灯的原因。目前翻译作品还是沿袭多年的稿费标准，即千字一般四五十元，最高的也不过百元，李景端说：“这么低的稿费谁愿意来搞，现在的翻译作品很多时候成了研究生、大学生练笔的地方。”他分析，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还在于，目前翻译作品出版平台不多，国内没有几家翻译杂志，因此造成有些人即使稿费低也要出书。

　　业内专家认为，翻译书问题层出不穷，也可看出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的问题。一方面，出版社要讲职业道德，要加强行业自律，要注重诚信指标、职业道德指标；另一方面，管理部门也要加强监管，比如对于出现严重错误的出版社要进行减少书号、通报等处罚。

　　追问 学术书可以躲过大众监督？

　　“犯这种‘硬伤’类的错误太不应该了，现在条件这么方便无论是查一下工具书还是上网搜索一下都能够避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为王奇的错误深感惋惜和不值。同时，他认为“常凯申”事件是对学术界的一个提醒：学术问题成为公共话题的风险性越来越大，要意识到你的著作不仅是在学术共同体里交流，哪怕只有几千册，也还是要给公众看的。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就应该谨慎、谨慎再谨慎，否则不仅对社会的影响不好，对自己的学术声誉也将造成很大危害。

　　“这个事件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之大的关注，还是因为蒋介石是大众熟悉的人物。其实，在我接触到的范围里，这种错误几乎随处可见，有的错误荒唐得令人发笑。”张颐武更曝光说，现在学术圈里最严重的隐患不是著作里的错字，而是充斥着许多没有错字，但却是重复的没有价值的论文。相比之下“常凯申”就算不了什么了，这本书的作者至少是去翻译了，很多人连翻译都懒得去做。

　　(记者 路艳霞 牛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