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杀余秋雨与偶像的黄昏
卢荻秋
曾经为万众景仰的余秋雨先生近来日子很不好过。由于涉嫌20万地震捐款没有兑现,他被舆论指为“诈捐”。从“咬余专业户”的单兵发难,到媒体评论的一片指责,再到“学术超男”易中天的竭尽调侃,一时间颇有些“满城争骂余秋雨”的味道。
面对余先生起初不能自圆其说的回应,和后来持续的缄口不言,笔者不能不怀疑他确实没有兑现捐款承诺。“骂杀余秋雨”实际上已超越个人恩怨和学术门户之见,顷刻间演化成“全民批判”的社会形态,它代表了一种文化标志人物形象的坍塌,以及社会性文化心理的转型。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社会中的文化标志形象,大多是由体制内力量树立的典范人物,他们既是文化学意义上的成功者,又是社会道德的代言人,如同被供上祭坛的神话人物。改革开放以后,神坛被打破,人们才发现,那种“须仰视才见”的文化标志性人物,其实是被人为地涂抹了过多的道德油彩,其文章更是不乏空洞说教。于是,一种更具个性色彩的现代文化标志人物形象应运而生。
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千年一叹》,余秋雨先生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迅速赢得大众喜爱。用“惊喜”来描述人们“发现余秋雨”时的社会心理,大约并不为过。岳麓书院的侃侃而谈,高等学府的指点江山,央视节目中的耳提面命,古文明圣地的行走感悟……余秋雨先生的影响力几乎扩大,光环遮蔽了质疑,有限的几声学术争议、道德指控,被迅速淹没。
随后,更多的“学术超男”、“文化超女”被媒体聚光灯定格在文化舞台上,更多文化典范人物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控和炒作式使用,更多的具有文化辨别力和赏鉴力的新一代公民的崛起,现代文化典范人物也渐渐在公众的理性审视中,露出了其粗糙、瑕疵的一面,言不由衷、信口胡言、欺诈民意、诺而无信……
无论“余秋雨们”是否能勇敢地接受道德拷问,这个时代的偶像都不可避免地再一次走向“黄昏”。这总容易令人喜忧参半,感慨万千。喜的是,它体现了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公众的理性复苏,体现了对文化标志人物的道德文章的客观审视,体现了文化终于重返合乎逻辑的发展正途。忧的是,文化标志人物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与文章,他们并未思考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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