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杀余秋雨与偶像的黄昏

　　卢荻秋

　　曾经为万众景仰的余秋雨先生近来日子很不好过。由于涉嫌20万地震捐款没有兑现，他被舆论指为“诈捐”。从“咬余专业户”的单兵发难，到媒体评论的一片指责，再到“学术超男”易中天的竭尽调侃，一时间颇有些“满城争骂余秋雨”的味道。

　　面对余先生起初不能自圆其说的回应，和后来持续的缄口不言，笔者不能不怀疑他确实没有兑现捐款承诺。“骂杀余秋雨”实际上已超越个人恩怨和学术门户之见，顷刻间演化成“全民批判”的社会形态，它代表了一种文化标志人物形象的坍塌，以及社会性文化心理的转型。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社会中的文化标志形象，大多是由体制内力量树立的典范人物，他们既是文化学意义上的成功者，又是社会道德的代言人，如同被供上祭坛的神话人物。改革开放以后，神坛被打破，人们才发现，那种“须仰视才见”的文化标志性人物，其实是被人为地涂抹了过多的道德油彩，其文章更是不乏空洞说教。于是，一种更具个性色彩的现代文化标志人物形象应运而生。

　　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千年一叹》，余秋雨先生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迅速赢得大众喜爱。用“惊喜”来描述人们“发现余秋雨”时的社会心理，大约并不为过。岳麓书院的侃侃而谈，高等学府的指点江山，央视节目中的耳提面命，古文明圣地的行走感悟……余秋雨先生的影响力几乎扩大，光环遮蔽了质疑，有限的几声学术争议、道德指控，被迅速淹没。

　　随后，更多的“学术超男”、“文化超女”被媒体聚光灯定格在文化舞台上，更多文化典范人物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控和炒作式使用，更多的具有文化辨别力和赏鉴力的新一代公民的崛起，现代文化典范人物也渐渐在公众的理性审视中，露出了其粗糙、瑕疵的一面，言不由衷、信口胡言、欺诈民意、诺而无信……

　　无论“余秋雨们”是否能勇敢地接受道德拷问，这个时代的偶像都不可避免地再一次走向“黄昏”。这总容易令人喜忧参半，感慨万千。喜的是，它体现了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公众的理性复苏，体现了对文化标志人物的道德文章的客观审视，体现了文化终于重返合乎逻辑的发展正途。忧的是，文化标志人物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与文章，他们并未思考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