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已经成为国民党茶陵县“义勇队”总队长的罗克绍,带着其部袭击茶陵县尧水区工农兵政府,将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尹子斌等多人抓捕后杀害。为此,罗受到湖南省政府的通电嘉奖,并发给一笔赏金。同年8月湘赣边界遭受失败期间,红4军大队已赴湘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宁冈县军队空虚,赣敌占据着新城、古城等平原地方,龙市区的睦村、上寨等4乡工农兵政府,退到宁冈、茶陵交界的新龙庵联合办公,集中了苏维埃工作人员近百人。罗克绍的义勇队在独栗山搜剿时抓到上寨乡党支部成员刘定桂,带回江口加以刑讯。罗克绍指挥用刑,迫使刘定桂叛变,供出4乡工农兵政府合驻新龙庵的情况。罗克绍自率200余人枪奔袭上寨新龙庵。虽然赤卫队的巡逻哨在庵外1里多的地方发现敌情鸣枪报警,但驻于庵内的部分人员来不及跑上山,被义勇队围住。这次新龙庵遭袭造成重大损失,当场打死苏维埃干部19人,被抓多人,成为湘赣边界“八月失败”中的大血案。罗克绍的义勇队还在腾村、上寨一带大肆烧杀,烧毁民房百余栋,抢去耕牛几十头。
对罗克绍在新龙庵制造的大血案,毛泽东是在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了解到的。当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在会议上报告这一情况后,毛泽东愤恨地插话说:“在井冈山有两条大地头蛇,东边有肖家璧,西边有罗克绍,不把他们打掉,我们是不得安宁的。”
毛泽东说得不错。朱毛红军主力不在井冈山了,罗克绍成为湘赣边界最大的反动武装头目。1929年3月上旬,湘赣两省政府联合任命罗为茶(陵)酃(县)宁(冈)3县团防总指挥,并拨给一批钢材,资助罗克绍建起了一个小型兵工厂。这个小厂建在江口,拥有若干台机床,有28名机械工人,能够制造单响步枪和步枪子弹、手榴弹。在军事力量方面,罗克绍的茶陵县团防局有300余人枪。
消灭3县团防武装,诛除罗克绍,成为井冈山红军的首要目标。此时,井冈山的地方红军仍由赣南潜回井冈山的袁文才统领。袁与王佐订制了一个活捉罗克绍、把兵工厂缴获过来的计划,从1929年10月起,不断地派人侦察罗克绍的行踪。1930年2月19日,袁部的特务连长周桂青在坑口侦知到罗的确切行动——预定明日起到猎狗陇村的一个姘妇家过小年。袁文才得了情报,自率1个连连夜出发,冒着大雨急行了一夜,于天亮之际赶到猎狗陇,果然把罗克绍从姘妇的热被窝里拉出来。落到袁文才之手的罗克绍贪生惧死,只求不要杀他,情愿献出一切家产,下令将兵工厂搬往宁冈。罗克绍被押解到宁冈新城后,袁文才并没有杀他,而且予以款待,其目的是通过软化手段让罗真心倒戈。袁文才曾对规劝他的部下们说道:杀掉罗克绍有什么用?我们又不能到长河搞到钢材和弹硝,还得利用他才能搞到这些材料,到时候再说吧。
袁文才决然没有想到,自己优待罗克绍的一举,竟然使整个事态发生了质的恶变。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袁文才、王佐此时与湘赣边界特委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矛盾,互不服气,离心离德。性情高傲的袁文才根本没有把抓获罗克绍的计划向特委报告,自恃为这是有利于革命的正当举动。而特委的一班负责人都是本地人,与客籍人领袖的袁、王已于近几年来感情恶化,对他们怀着很大的戒备心理,袁文才优待罗克绍一事,又为湘赣边界的豪绅阶级所充分利用,他们散布谣言,说袁、罗将携手合作。在宁冈与茶陵交壤的一些村庄,还写出了“欢迎袁文才归顺政府”、“庆祝袁罗携手合作”的标语。在这种情况下,特委的这些负责人,一则不辨真伪,生怕袁文才真的与罗克绍勾结反叛革命;二则平昔那种互为不和甚至敌视的心理,此间恶性地膨胀起来,故而产生了诱杀袁文才、王佐的想法。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冤案就这么形成的。可以说,捉罗克绍已经成为了袁、王被杀事件的导火线。
1930年2月24日,湘赣边界特委以“编队打吉安”为名,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诱至永新县城,又在红5军部队的协助下,杀害了袁、王,解体了红4军32团。袁、王被杀之后,其部下放走了关在茅坪的罗克绍,使他继续与人民为敌。
再说解放初期已是70多岁的罗克绍,在江口乡小学课堂上被省公安厅和茶陵县公安局派人抓走后,直接解押到长沙。经过办案人员的审理,查证了罗一生来的反革命罪恶。然后,由省政府副主席谭余保向毛泽东主席发了一个电报,就罗克绍被捕加以报告。不几日,毛泽东回电湖南省人民政府。按照毛泽东的电报指示,1951年2月上旬某日,反共一生的罗克绍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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