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蒋反共 刺鲍流产

　　原来，自从北伐以来，蒋介石羽翼逐渐丰满，其反共的真面目逐渐显露出来。1926年11月，蒋介石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已经不在声言“打倒帝国主义”，而是希望“友邦”谅解革命运动。1927年初，蒋派人捣毁了赣州总工会，杀害赣州总工会会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左派和共产党占主导的南昌市党部、安徽省党部及九江等地的工会、农会，不少被蒋派人解散或捣毁。蒋同时积极争取江浙财团和英美等国的支持，准备进行“清党”行动。

　　曾琦从这些迹象发现了蒋介石的变化。在孙传芳必倒无疑的情况下，遂决定不再依附孙传芳反共，而是要“刺鲍联蒋”，与蒋联合，共同反共。曾琦向段震寰仔细分析：“形势已经有了重大变化，孙传芳的政权已是难于保持，蒋介石必将打进南京。许多迹象表明，蒋介石打进南京后，可能和共产党走向分裂，他将运用军事力量反共。我们要刺蒋，是为了反共。现在联蒋将更有利于反共。联蒋反共比联孙反共的力量大得多。”因此，曾琦得出结论：现在的反共重心已不在“去蒋”，而是应该“联蒋”。

　　鲍罗廷是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广东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均能施加重大影响。在曾琦等人看来，鲍罗廷是苏俄“赤化”中国的总代表，是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太上皇”。因此，“刺蒋”计划改变后，曾琦自然而然地把刺杀目标锁定在鲍罗廷。另外，曾琦等人“刺鲍”还另有深意。他们想通过“刺鲍”行为来表明青年党与蒋介石利害相关，消除蒋对青年党人的疑忌。青年党当时没有军事力量，如“刺鲍”成功，可以让蒋知道青年党虽没有军事力量，却有发达的组织和较强的组织能力，使蒋介石不至于小觑青年党。这样的话，蒋介石才愿意与青年党平等联合，最终实现“联蒋反共”的目的。

　　曾琦对“刺鲍”计划颇为重视，认为这将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他鼓励段震寰亲自去行刺：“本来我是不同意你亲自去行刺的，因为这牺牲自己的可能性太大，犯不着。现在要刺鲍罗廷，我倒是同意你自己动手。因为这将是震动世界的大事情，将在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大推进我们的反共事业，对党和国家将是一个莫大的贡献。”段震寰当时是一个深受国家主义影响的狂热青年，认为这将是名昭史册的的“壮烈之举”，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故欣然接受任务。

　　接受任务后，段震寰便叫刘著良帮其物色助手，自己则前往武汉查看情势。当时鲍罗廷已经随广东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武汉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大本营，针对蒋介石当时的一些反革命言行，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对蒋的权力进行限制，同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群众运动。武汉军队也调动频繁，机关戒备森严。段震寰对当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要机关进行了仔细观察，选择刺杀地点。几番权衡之后，段震寰决定一个人单独行动。段认为只要在主要机关门口看准有俄国人乘坐的的汽车，伺机向其扔出炸弹，便可一举成功。如果不成功，也可像清末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一样“震惊世界”，名垂青史。

　　1927年3月下旬，段震寰装扮成商人模样，把一枚炸弹藏在热水瓶胆下，便从南京出发去汉口“刺鲍”。行前，段向刘著良话别：“我不能把好消息带给你，但希望你能从报上看到我的好消息。”其情颇为“壮怀激烈”，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

　　段震寰虽然气冲牛斗，满脑子“名昭史册”的想法，却经不住酒色的诱惑，沾染了纵酒宿娼的毛病。段觉得自己行刺后命不可保，生命已不久长，所以更加纵情享乐，一路上喝酒纵欲，结果还没到武汉就染上性病病倒了。后来好不容易到了汉口，又因无相识的中医，只好由旅店代为延请中医诊治，因而耽误了时间，在旅店一治就是近两个月，直到6月初，才能缓步街头。

　　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李济深、白崇禧等已经在上海、广东、广西等地“厉行清党”，一时间腥风血雨，各地处于恐怖状态，鲍罗廷也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与此同时，两湖地区的形势也逐渐复杂。5月13日，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鄂南通电反共。21日，许克祥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捣毁了湖南省总工会和总农会等机关，捕杀共产党员和群众运动领袖。汪精卫也开始右转，秘密在武汉酝酿“分共”。汪精卫于6月1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解除了聘任鲍罗廷为顾问的合同，6月17日又电令鲍罗廷离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到武汉避难的土豪劣绅纷纷返乡，外侨和俄国人则纷纷回国。

　　段震寰看到这些景象，知道苏联顾问必已离开武汉，连呼“负负”，对自己的“贻误时机”悔恨不已。想想自己踌躇满志地由南京出发，许下豪言壮语，结果却一事无成，有何脸面再回去见曾琦？想到这，段震寰干脆离开汉口，回湖南华容老家去了。此后，“刺鲍”计划再也没有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