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均来自四川、湖南、广东，故这几个省区的组织尤为发达。四川更是青年党的根据地，国民党对四川青年党组织进行调查后，也不得不承认“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势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青年党有党、团、社三级组织。入党者须先入团，入团者须先入社。团、社组织也相当发达，比如“社”，就有国魂社、狮声社、惕社、自强社、华声社、光国社、起舞社、国光社、新民学社、浙江青年社、爱国青年社、国铎社、孤军社、独立青年社、华魂社、江声社等二三十个团体。

　　青年党的具体党员人数，据曾任青年党内务部长的一个青年党员回忆，1930时约有党员1万人。到抗战时期，党员仍有增加。1939年张君劢、曾琦致函蒋介石，称：“以目前实况论，青年、国社两党人数，除留居川省者外，其散居国内外者，尚不下数万余人。”抗战胜利后，青年党迅猛发展，青年党人自称有党员30万。据1947年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的调查结果显示，湖南省青年党员数有2万余人，团员1万余人，但湖南的党务之发展在全国只占第五位。关于上海的情况是“青年党近在沪积极吸收党员……预期在本年上半年度在沪吸收4万新党员，而在整个东南地区则可有十万人参加。”由此推断，青年党人自称有30万之众并不为过。考虑到青年党还有数目庞大的各级团员、社员等准党组织，则其影响和数目更非今人所能想到。如此说来，其“第三大党”的地位确实名至实归。

　　曾琦，字慕韩(因慕宋朝宰相韩琦之为人，故名)，别号愚公，党号移山。1892年9月25日生于四川省隆昌县。曾琦早年曾在广西、四川等地求学，后又先后留学日本、法国，接受了18世纪、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中费希特、李斯特等人的国家主义思想。1923年12月，曾琦与李璜、张梦九等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党，回国后创办《醒狮》周报，自任总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夏大学、法政学校、同济大学等校任教。在此其间，曾琦积极宣扬国家主义，发展青年党组织，进行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曾组织力量在东北及长城沿线进行抗日活动。后与蒋介石合作，参加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参与民主宪政运动。抗战胜利后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加入政府，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和总统府资政。1951年卒于美国。曾琦是中国青年党党魁，曾长期担任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主席)，他与左舜生、李璜一道，成为青年党的三巨头。

　　曾、左、李是著名的反共人士。但有意思的是，他们最初却是与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曾琦曾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一起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为了拯救这个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国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曾经有过良好的关系。在《少年中国》杂志和青年党有关史料中，屡屡可以看到曾琦、左舜生与张闻天、田汉的往来书信。但不幸的是，他们后来却因为严重的理念分歧而分道扬镳，最终走上迥然相异甚至是水火不容、刀兵相见的境地。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人成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而曾琦等青年党人则成为最早的反共先锋。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宣传影响下，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逐渐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并进而组建了党组织。在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看来，除了“走俄国的路”，中国别无选择。但是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均是谬误、不合国情的。曾琦等对中共与“第三国际”和苏联的关系尤为不放心。共产党人认为苏联是中国人的朋友，应该在苏联的帮助下去反帝反封。而曾琦等人却坚持认为苏俄跟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性质是一样的，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承诺归还沙俄时代所攫取的利权是“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却进一步觊觎、侵占中国的蒙古，扩大他们在东北的势力。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的政党，而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是苏俄侵略中国的一种工具，并攻击中国共产党是“苏俄之走狗”，是引狼入室的“国贼”。

　　由于认识上的严重分歧，双方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和争斗。共产党人坚信“唯物史观”，他们则提“物心并重”；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阶级革命”，他们则主张“全民革命”；共产党提出“阶级专政”，他们则提“全民政治”；共产党提出“工人无祖国”、“世界革命”，曾琦等则高唱“国家主义”，主张国家至上。后来，曾琦、李璜等组织中国青年党，以《醒狮》周报为舞台，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充当反苏反共先锋，向共产党发动猛烈的进攻。中共也不甘示弱，以《中国青年》为阵地，给予反击。双方口诛笔伐，打斗、暗杀事件也时有发生，曾琦后来甚至公然称：“有共产党即无爱国派，有爱国派即无共产党，所谓‘汉贼不两立’，‘邪正不相容’，事理昭然，无可为讳。”共产党和青年党的矛盾已发展至你死我活的白热化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