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忆副教授把自己写进了反面教材

　　杨禹

　　方静“间谍门”正喧嚣尘上的某个下午，我与阿忆副教授在一个双人沙发上并肩坐了两个小时。阿忆的手机不停地闪烁，他说这都是正在奋力寻找他的媒体记者。在席间众友人“绝不外泄”的眼神承诺下，阿忆欲言又止、欲说还留地透露了一些“内部情况”，其信息含量控制在既能适当满足在座者好奇心、又不至于让大家一举辨清黑白的尺度上。

　　副教授的神态还是从容的。我想他无非是把自己写进了自己的教材。这场“间谍门”的起承转合充满戏剧张力，并有望填补我国高等院校新闻传播学教材的空白。此前我对国内高校的新闻学教育一直不太看好。现在有了阿忆副教授这样的献身者，我的成见，怕是要改一改了。

　　若干年来，“新闻无学”论，一直被其他学科的一些饱学之士挂在嘴边，泛着狗不理包子那般亦香亦臭的迷幻滋味。广大新闻学教育战线上的老教授、教授、副教授们，对此大为光火，却也无可奈何。我等躬身耕耘于一线的新闻人，更无闲暇与之辩驳，于是奉行小平同志“不争论”的思想，以及胡总书记“不折腾”的要求，埋头做事为先。你给我一包子，我掷还一馅饼，何其纷扰，不利团结。

　　曾几何时，北有人大、南有复旦，祖国的新闻学教育也是你呼我应，立了不少学说，出了不少人才。后来电视兴起，新闻学教育的一线阵营里，又多了委身京东郊外的广院，虽不乏后起者的稚嫩，却也味道新鲜。这“2＋1”的清爽格局延续了N年之后，那革命的火种，不知怎的，一夜间撒遍大江南北。各高校的新闻系、新闻学院，像被袁隆平施了魔法，噌噌地生长起来。且都于“新闻”二字之外，增加了“传播”的名头，茁壮而时髦。

　　譬如阿忆博士，时下就是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副教授。海淀镇南北，仅弹丸之地，就呈现人大、清华、北大三所新闻学院鼎足之势。不明就里的高三家长，定以为现在各新闻媒体，还辕门大开，广揽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呢。

　　山头与学问，不是同比增长的。我国新闻学教育的痼疾——学术与实践的脱节，过去尚能藏拙，现在则随山头的膨胀而膨胀，进而显现，进而漏洞百出。从事新闻学教育的一茬茬教授们，多数未曾在新闻一线经受历练。他们从课堂到课堂，无非是从面向黑板，转为背对黑板。他们对新闻学的概念与历史倒背如流，却说不清一份报纸如何走完流程，一个记者如何掌握平衡，以及如何把握新闻背后那些永远写不进教科书的种种。

　　阿忆算是新闻教授里的另类了，多少有过些新闻实践。但仍属于浅尝辄止，略见皮毛。这些新兴的学院们，也多少网罗了一些一线人才，却受制于各大学为“教授”设立的门槛，新锐师资始终凤毛麟角，于事无补。风起云涌的立山头浪潮，更进一步透支了新闻学界有限的实践基因，其对师资的需求增长，最终被用于让更多的书本博士找到谋生的饭碗，而失去了调整教学与研究力量结构的契机。

　　这样的师资队伍，把“新闻”教好已殊为不易，再要搞清楚“传播”的规律，就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传播”比“新闻”更广博，更复杂，把握尺度的难度更大。如方静“间谍门”一事，倘用“传播”的规则与规律视之，则阿忆显然是忽视了“个人博客里随便说说”的传播效应，搅起了一场无聊的娱乐化风波。倘用“新闻”的规律视之，则阿忆的做法明显有违新闻界的基本规则，也与新闻处理的常识相悖。这位副教授即便不被方妹妹告上法庭，也应从此被勒令“禁入新闻界从业”。

　　也许人们都是因为看多了谍战剧吧——这是最让人轻松的解释了。从一个新闻人的角度看，方静重回央视荧屏，并不等于所有的真相已经大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黑色与白色，还有灰色；除了局部的真实，还有整体的真实；除了可以放之于公共平台之上的真相，还有永远不能说出的真相。在那个永远不能说出的真相里，或许方静只是最边缘的一个过客，或许根本与这个叫方静的女主播无关。

　　然而，阿忆却强行让“她”与“它”相关。其后所有衍生的声音和坊间传言，都基于这样一个脆弱的信息起始点。从新闻传播学上看，这只是一次效率很高的传播行为，而与主角是谁、真相如何，并无关系。从经济学意义上看，这是一次低效率的信息波动，其调动和占用的社会资源，基本被浪费于口舌之间。从社会学意义上看，这是一次“吃饱了撑的”的闹剧。

　　双人沙发上的阿忆，谈起方静，还是充满善意的。这个我可以见证。然而，如果阿忆副教授的行为是一次误操作，那么，我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教育能力，以及又给“新闻无学论”者授以了口实，而憾。如果阿忆副教授是做了一次有预谋的传播学实验，那么，我为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如今只能靠此类旁门左道来谋求进步，而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