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人民群众是否支持,是决定大遗址保护成败的重要因素。因而必须让群众切实享受到大遗址保护带来的实惠——

　　找寻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平衡点

　　从史前的半坡、牛河梁、良渚遗址,到夏商时期的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遗址,再到秦汉以来的秦始皇陵、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元大都……一个个曾经灿烂的文明时代在考古学家的辛勤工作下得以彰显其神秘而迷人的风采。

　　大遗址,顾名思义,面积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大,往往包含着大量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因为大,它的发现往往弥足珍贵,几乎一经发现就成为重大考古项目。然而,也正是因为大,保护工作涉及的部门、单位、群众就多;因为大,保护所需的费用就多;因为大,管理起来难度就高……就因为这个“大”字,它几乎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烫手山芋”。正因为此,大遗址保护需要全民参与。如何调动起全民的积极性,扩大参与面,保持热情?如何才能使大遗址尤其是城市中的大遗址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利用?6月12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传承城市文脉,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几年前,一位县长曾向记者大吐苦水:由于该县拥有一个1600年前的古战场遗址,而在这块几万平方米的大遗址上无法发展工业,受其拖累,该县的经济水平总比周边地区低。同样是经济账,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是这样算的:一个地区保有历史遗址是这个地区的幸事,而不是包袱,不能简单从眼前利益的得失来决定遗址的命运。他说:“要看到遗址是地区的重要文化资源,将为地区的文化、旅游、生态、农业结构调整、现代服务业发展等提供契机,为带动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看得更透:保护杭州的古遗址,就是保护杭州人民的“摇钱树”。他认为,旅游业之所以能够成为杭州市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除了杭州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杭州拥有跨湖桥遗址、良渚遗址、南宋临安城遗址、雷峰塔遗址等重量级旅游资源。

　　大遗址凝聚着几千年来杭州先民的勤劳和智慧,承载着杭州悠久的文化积淀,是满足现代人崇尚寻根访古精神需求的重要载体,是最能吸引游客的人文景观。换句话说,大遗址是杭州这座风景旅游城市不可或缺的最大“卖点”。保护大遗址,就是保护杭州旅游的最大“卖点”,就是保护杭州的“金饭碗”。

　　正是基于类似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把大遗址当成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正在或准备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大遗址。比如,洛阳市从2005年底开始,累计投资8000余万元,用于隋唐城里坊区周边环境的整治,对保护范围内的古城村、曹屯村的村民和乡镇企业实施整体搬迁。最近,洛阳市委、市政府决定斥资10.8亿元,整体搬迁洛阳玻璃集团,彻底解决不合理的隋唐城宫城核心区问题;又如,成都市通过项目调整、另行选址、土地回购、置换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对杜甫草堂唐代民居遗址、青羊宫唐宋窑址、商业街战国船棺遗址等位于旧城区的大遗址原址保护。最近,他们果断地将新发现的位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遗址——江南馆街唐宋遗址进行原址保护,再次显示了保护大遗址的决心与魄力;辽宁省也将投入4.1亿元,计划建设占地8万平方公里的牛河梁红山遗址公园。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的大遗址保护已陆续启动并逐渐步入正轨,由西安片区、洛阳片区和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组成的“两片三线”为核心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

　　结合城市规划,改善当地群众生活

　　低矮的平房一间挨着一间,杂乱无章地分布在一道几米高的土墙之下,有的平房干脆用土墙作为房间的后墙,有人甚至在土墙上挖贮藏室,墙根更是堆放着各种生活垃圾……如果不是有人指点,谁能相信这道被垃圾、简易棚、平房包围着的土墙,竟是有着3600年历史的商代城墙呢?!

　　记者在一座大城市看到的这一景象并非特例。现代城市中的大遗址,有不少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发现,有的甚至更早。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大遗址所在地区成了历次城市改造的死角,“城市中被人遗忘的角落、脏乱差的角落”似乎成了城市中大遗址的特征。

　　而在农村,由于文物保护的要求,对大遗址区域的生产活动有严格限制,当地群众只能从事传统、低效的农业生产,生活来源单一,经济水平与遗址周边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当面对为吃饭而发愁的百姓时,文物法是苍白的。”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说。他们通过对位于西安市区的汉长安城遗址区内外居民生活的实地调查发现,正是这种遗址保护区内外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挫伤了遗址区居民的保护积极性,致使大遗址保护陷入以当地居民的贫困为代价,而保护工作又处于消极被动的局面。

　　随着保护理念的创新与不断实践,大遗址区贫穷落后的形象正在逐步改变,大遗址日渐成为城市中最美丽的地方,城市最有文化品位的空间。而长年居住在大遗址上的“原住民”们,更因此改善了生活品质。

　　西安市在唐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中,紧密结合西安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西安市北部棚户区改造工程规划,将唐大明宫遗址保护与遗址周边城市建设结合起来,在近20平方公里的城市新区建设中,将大明宫遗址所在的3.2平方公里全部用于遗址保护展示,而在遗址区外重新建设居民社区。几十年来一直居住在此的十多万名低收入群众,从此告别了上下水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环境脏乱差的生活环境,住进了生活设施完善、宽敞明亮的新居,遗址区群众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彻底改善。正是由于把大遗址保护与提高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相结合,使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拥护和支持。在群众搬迁过程中,没有出现一例因拆迁闹事等事件。记者在拆迁办公室看到,1000多面群众赠送的锦旗挂满了墙壁和栏杆。他们在给拆迁办的感谢信中说:过去总说是文物保护让我们受苦,没想到现在是文物保护让我们住上了好房子!

　　建设遗址公园,寻求保护利用双赢

　　如果说,改善遗址区“原住民”生活品质是大遗址保护对民生的关注,那么对遗址区外的广大群众来说,大遗址保护主要满足的是人们对文化成果共享的要求。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说:“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一是要将其完好地保存下来传承后人,二是要实现这一宝贵资源在当代的全民共享。”

　　“地上一无所有,地下气象万千”,这是中国的大遗址最好的写照。大遗址,尤其是叠压在现代城市下的大遗址,往往已没有了地面遗存,只有那大片的夯土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如何让公众通过“地上一无所有”的遗址,理解和认识其地下的“气象万千”,进而享受这一文化遗产呢?

　　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投入的成果通常表现为遗产现存状态的无声延续,难以获得直接可见的产出,这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备受冷落的原因之一。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回馈社会?

　　在6月12日举行的“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与会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和从业者将目光聚集在了考古遗址公园上,认为它符合现阶段大遗址保护的实际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特色。

　　建立考古遗址公园,是让民众乐于接近遗址、乐于认识和了解遗产的不错选择。单霁翔就表示,以往的经验表明,单凭宣讲和呼吁所能触及的范围和达到的效果十分有限。让遗址以公园这种轻松愉悦的形式出现,可以有效拉近遗址同百姓的距离,

　　使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群众自发地走近遗址,感知遗址,热爱遗址。

　　同时,考古遗址公园将文化遗产对社会的回馈落实到公园这一城市必不可或缺、百姓喜闻乐见的载体上,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深化城市特色,还表现在拉动内需、解决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改善人居环境、丰富城市功能等诸多方面。

　　广大人民群众是否支持,是决定大遗址保护成败的重要因素。因而必须让群众切实享受到大遗址保护带来的实惠。要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形成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目前,大遗址保护已日渐从仅靠文物工作者孤军奋战的行业行为,晋升为得到广泛理解和参与的社会文化公益事业。当大遗址的保护成果一次次地向人们证明文化遗产不代表贫穷落后和脏乱的时候,当大遗址成为城市中最美丽的地方、成为改善人们生活中环境价值最大的地方的时候,当大遗址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的动力和资源的时候,“一无所有”的大遗址必将向世人展现出其贯穿历史的“万千气象”。 　

　　良渚古城残存的北城墙剖面。遗址大部分回埋,局部揭露展示。

　　链　接

　　一、我国大遗址保护实践

　　自2005年开始，国家设立了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2006年组织编制了《“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4年来，全面启动了100处重要大遗址的保护工作。

　　近年来，一些城市和地区积极探索大遗址保护的有效途径，通过高句丽遗址公园、殷墟遗址公园、金沙遗址博物馆、鸿山遗址公园，大明宫遗址公园等保护项目的实施，取得了积极成效，积累了大遗址保护和大型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成功经验。其中高句丽遗址和殷墟遗址先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大规模抢救保护大遗址提供了成功范例。

　　二、大遗址保护展示的几种模式

　　城市休闲绿地模式：在城市用地控制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这一模式既完成了绿化指标，又保护了文物，使遗址的外观和内在都很好地解决，实现利用与保护的现实可能；

　　大型考古遗址公园：以重要大遗址为依托，在确保大遗址安全的基础上，科学展示遗址原貌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公益性展示园区。例如唐大明宫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牛河梁红山遗址、良渚遗址、南宋临安城遗址等。

　　遗址博物馆：标志性遗迹现场展示、文物陈列馆以及园林休闲功能的综合体。如金沙遗址、殷墟遗址博物馆。

　　本报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