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
1925年,世界各国签订了《日内瓦协定书》,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1952年在协定书上签过字的美国却背信弃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惨无人道地投掷了细菌炸弹。作为当年参与此事调查的当事人中国科学家钱三强,揭露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残害中朝人民的大量人证物证。
顺利组成国际科学调查团
1952年3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在挪威的奥斯陆举行执行局的特别会议。钱三强随同郭沫若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特别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揭露美国进行细菌战。
美国做贼心虚,矢口否认。
郭沫若代表中国和朝鲜提供了有关资料,建议成立科学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
于是,会议又围绕是否成立调查组,要不要干涉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武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先生首先站出来,主持正义,并专门组织了一个小型会议进行宣传。他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如下一段讲话:
大家选我担任和平理事会主席,我很荣幸。我们受着同一个信念的鼓舞,为消除战争而工作。我们要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孩子不再经历新的战争恐怖,使科学为其正当目的而不为罪恶目的服务,使世界上的劳动者不断努力创造幸福,而不致造成破坏。只要危险没有消除,我们就要坚持做下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我们。
只见他用严峻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下去:
理事会支持不支持被侵略的朝鲜和中国的要求,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存亡的问题。若不能主持正义,还有什么理由让世界和平理事会存在下去!
台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次日,大会进行辩论和表决。在约里奥·居里的主持下最后终于通过决议:组建一个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进行的细菌战事实的国际科学委员会。
当通过这一决议以后,许多中国代表激动得流下了眼泪,郭沫若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主席台上,长时间用手绢捂住眼睛,不想让人看出他在流泪。
然而,约里奥·居里后来却因此被法国政府撤掉了原子能总署高级专员的职务。
经约里奥·居里的积极组织和支持,委员会由6人组成,名单由约里奥·居里提出。
他针对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汀指责他“滥用科学”的攻击文章,愤怒而有力地回敬了奥斯汀。
约里奥·居里在给奥斯汀的回信中写道:
你指责我滥用科学,因为我反对罪恶地使用伟大的巴斯德的发现,因为我号召公众反对发动细菌战。
约里奥·居里光明磊落、旗帜鲜明地对奥斯汀的“细菌战”言论予以驳斥,他写道:
不能因为朝鲜人和中国人选择了和你们国家不同的制度,也不能因为他们不是白种人,就认为用凝固汽油或用细菌来大规模地消灭他们是合法的……
因为我知道科学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所以我将继续努力,利用科学造福人类,不管他们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黄种人,而不是在某种天赋使命的名义下利用科学消灭人类。”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站在约里奥·居里一边。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约里奥·居里在关键时刻给予我们的宝贵支持。郭沫若首先代表中国科学界和中国人民向他发了慰问电报。
5月21日,郭沫若又亲笔写信给钱三强。信中写道:
三强兄:
正义的科学家,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的警告和威胁,欣然接受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邀请,参加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科学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
苏联细菌科学家茹科夫·维勒斯尼柯夫院士
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教授
瑞典女医学家安德琳博士
法国动物生理学家马戴尔教授
意大利人体解剖学家欧利佛教授
巴西寄生生物学家贝亚索教授
经约里奥·居里推荐,科学调查委员会邀请钱三强做这个委员会的联络员。
由于约里奥·居里先生四处奔走,八方求助,国际调查团顺利组成了。
取得大量人证物证
1952年6月初,钱三强陪同国际调查团顺利到达北京。
周恩来总理指派廖承志代表中国政府全权负责接待国际调查团,并陪同国际调查团前往我国东北和朝鲜进行调查工作。于是,钱三强便成为了廖承志与国际调查团之间的联络员并做翻译工作。
国际科学调查团首先赴我国丹东、抚顺等地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了美国用飞机投放的细菌弹散布的带有多种毒菌的大量昆虫。
美国在中国东北各地,惨无人道地进行细菌战的罪证被调查团找到实物与标本以后,国际科学调查团成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护送下,越过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
当钱三强与国际科学调查团进入朝鲜以后,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
到处是残垣断壁、壕沟弹坑,尸体遍地……
白天,美国飞机遮天蔽日,狂轰滥炸。调查团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只得趁黑夜乘车前进。尽管是夜间,随时都会遇到侵朝美军的冷炮袭击,有时汽车险些被震翻。
在平壤郊区的一座水泥建筑物内,金日成接见了调查团,并亲自向国际调查团展示了美国发动细菌战的许多实物。
在战壕里,在山洞中,在田间,在医院,钱三强陪同国际调查团,调查了数以百计的人证,获取了大量实物标本。
他们还获取了投放细菌弹的战俘的供词。
一天,在平壤一间地下室,调查团审问了被俘的美国飞机驾驶员伊诺克·奎恩。调查团问伊诺克·奎恩:
“你能证明美国投放了细菌战武器吗?”
“能证明。”伊诺克·奎恩回答。
“怎么证明?请提供事实。”
“我本人就接受过这样的任务,驾驶飞机在朝鲜战区投掷过细菌弹。”
“是什么形状的细菌弹?”
“时常是圆柱形的纸筒或纸包。”美国驾驶员指着桌上的一件实物说,“就是那种东西。”
“你知道它对人的危害吗?”
“想必是残忍的。”
“你知道有国际协议,禁止使用细菌武器吗?”
“不知道。我很懊悔我的不人道行为。”
接着,另一个美国士兵奥尼尔也向调查团作了证实。
两个多月中,国际科学调查团踏遍了朝鲜北部的千里江山,调查了数百证人,观察了遭受细菌战袭击的近百个现场,取得了大量证据,复查了实物标本。
8月中旬,国际科学调查团从朝鲜回到了北京。
钱三强和国际科学调查团的成员共同撰写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有法文和英文两种文本,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求,以法文本为正本。
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是: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的确已成为美国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武器,其中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
此为本委员会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现在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样的结论。
事实摆在面前,证据确凿无疑。但是,当科学家们在这庄严的结论上签署自己的名字时,却是顾虑重重。
当年,美国政府正在奉行杜勒斯的实力地位政策,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肆无忌惮。美国的一些盟国,虽有自己独立自主的立场,但在很多事情上仍不得不遵从美国的旨意。
如果这个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将美国制造细菌战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世界,并签上他们的名字,回国之后,会有怎样的遭际?
约里奥·居里先生高级专员的职务已被法国当局解除了,其他人会不会也要遭受同样的命运呢?
科学家们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当局对签名者进行报复,或者操纵盟国搞迫害,是完全做得出来的。
但是,签不签名,对这份调查报告却事关重大。如果不签名,国际上对其中的事实缺乏信任感,而且可能被美国的媒体恶意扭曲。
钱三强首先找了李约瑟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通过他做必要的说服工作。
“教授,您对报告书签名问题怎么看?”
“我主张应该签名,这是惯例,也是对事实负责任。但是,有人不同意签名,是有原因的。”李约瑟的观点是明确的。
“科学调查委员会是对国际和平理事会负责,如果交一份不签名的报告,会是怎样?”钱三强以联络员身份,做了恰当的提醒。
“当然不好。”李约瑟说,“这样吧,我们再分头做些解释,相信委员们会签名的,因为参加这个科学调查委员会的科学家,都是为支持正义而来。”
8月31日,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发动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报告书签字仪式,各位科学家都庄严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为维护真理和正义,他们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科学家的正义感和良知还是促使他们站到了真理和正义的一边。
不久,国际科学调查团的结论用法文、英文、俄文、中文等多种文字公之于世,强烈地谴责了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伸张了正义。
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会见了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钱三强陪同并担任翻译。
这次会见之后,李约瑟和科学调查团的其他成员在北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李约瑟说道:
1943年,我到过中国的重庆,我以中英科学合作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了日本对中国发动细菌战的调查。当年我们在湖南省20多处发现日军投掷的鼠疫杆菌,仅湖南一个省患鼠疫死亡的达700多人。这一次美军与当年的日军使用了相同的细菌武器,他们使用了当年日军搞细菌战的战俘。
伸张了正义
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维也纳举行。
中国派出了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庞大代表团出席。钱三强又成为这个代表团的成员。
约里奥·居里、爱因斯坦、宋庆龄是这次大会选出的三位主席。
在这次大会上,巴西寄生生物学家贝亚索教授代表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发言,揭露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向全世界伸张了正义。
摘自《钱三强与何泽慧》祁淑英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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