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外读者，尤其是对台港澳同胞和华人华侨来说，沈苏儒这个名字也许并不陌生。他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沈钧儒的堂弟；他的元配夫人陶琴薰是国民党要员陶希圣的千金，两人是国民党时代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因为这个背景，沈先生在“文革”中备尝艰辛。但是拨乱反正以后，他的这一背景却让他在观察世界时有更广阔的视野，在对外介绍中国时也成了一种优势。当他把自己在新中国从事对外宣传的丰富经验上升到理论并且加以传授的时候，更是格外受到重视。他的许多见解，已得到中国对外宣传部门领导者们的认可，也为这一领域的从业人员广泛接受，进而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这有他先已出版的《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对外传播学概要》、《对外报道教程》、《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等多种专著，以及出版之后各方面的好评为证。

　　就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长者，在今年6月4日走完了自己90年的人生历程。

　　就在沈老先生逝世之时，现已成为他最后一部专著的《对外传播•翻译研究文集》也制作完成。在6月8日亲友和同事向他告别的时候，我作为他委托的本书主编，代表编辑们把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捧到了他的面前。因为有了这本书的问世，让所有熟悉他的人在为他的逝世深感痛惜的同时，也为他留下这又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而略感欣慰。

　　从新中国第一张英文报纸——《上海新闻》开始，一直到今年五一前最后一次住进医院，沈先生一直从事和关注着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他做的是对外宣传工作，但他又是最早提出用“对外传播”取代“对外宣传”的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沈老关于对外传播的思想的形成并致力于开创对外传播学，有一个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多数情况下他还是沿用“对外宣传”的提法，但已经提出用“对外报道”来取代“对外宣传”，并且在传授他的经验和理论时大量使用“对外报道”这一提法，进而提到“对外传播”，这当然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到了后期，沈老就力主用“对外传播”来取代习惯上的“对外宣传”了。他指出，用“对外传播”取代“对外宣传”，不单单是个名词的替换，而是指导思想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我们的对外新闻、出版、信息工作，即宣传工作，其实就应该是传播；“对外宣传”实质上是“传播”而非“宣传”；对“传播”的研究有助于对“宣传”的研究，而对“宣传”的研究则应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沈老进而强调：明确“对外传播”的概念，确立“对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对外传播的研究才有一个科学的范畴和发展的方向。他并且着眼于中国整个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理论研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他的主张有些已成为现实。沈老期望在新的时期，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将会更注重对象国家的文化特点，更注重世界各国人民的不同文化背景，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和各国人民进行交流。

　　这便是沈老在新著中一再表达的观点：中国的对外传播需要更加“对路”。沈老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有“不对路”的问题，而且是个老问题。为什么“不对路”？就是对国外对象的文化背景(包括历史、地理、人文、民族、宗教、社会等各个方面)、心理状态、兴趣和注意所在以及他们所接受的其他国家媒体的影响等等的了解不够。这就涉及到文化差异的问题。而对外传播是跨国境、跨文化、跨语言的传播，中心问题就是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氛围之中，因此中国的对外传播的内容及其表达方式必须适应这种情况才能取得传播效果，才能“对路”。这也正是沈老参与创立的中国对外传播学的核心问题，包括“内外有别”、“了解第一”、“让事实说话”这三条基本原则。

　　沈老中英文俱佳，因为工作需要，多次赴美国访问，后来孩子去了美国，他晚年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两地。不论因公还是因私，他每次到美国，必定借机观察美国的方方面面，并且结合实际，思考中国的对美宣传。他首先强调的是“要正确了解美国”，“一是要实事求是，二是要全面，切忌以偏概全。这对于我们做外宣工作的同志来说更是重要。‘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这个‘知’必须是真知。”当然，对美国如此，对其他对象国也应如此。其次是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高超的分析问题的能力，联系实际，深刻思考中国的对美宣传存在的问题和应有的措施，见解弥足珍贵。

　　当美国的小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实力”一说的时候，沈先生已是一位耄耋老人，但他迅速捕捉到这一信息，对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做出判断，并联系中国对外传播及整个涉外工作的实际，进行研究，进而对中国的软实力进行分析，对如何通过对外传播等增强中国软实力，提出建议。沈老认为，中国有许多软实力资源。但要使资源转化为实力，并在国际上加以运用，则要靠对外传播。对外传播肩负着使软实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整合，在国际上使软实力得到充分发挥和有效运用的重大使命。应该把对外传播放在一个事关综合国力的重要位置。无庸置疑，沈老的这一思想，也是他的对外传播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指导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要使中国的对外传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应注重技巧。沈先生的新著中，有多篇文章涉及到这一内容。他强调，在具体业务上，一是要客观报道，让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不要用宣传腔、有宣传味，不要说教或强加于人；二是要适应国外受众的兴趣、理解能力和接受水平；三是要细水长流、潜移默化，不要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他的教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这个意义说，沈老为后学者指出了一条成功的捷径，也给了国外或境外读者新的期待。

　　诚然，对外传播不仅有写作技巧的问题，也有翻译的问题。沈老本身就是一位资深翻译家，译著多种，但更可贵的是他对翻译理论的研究。除已出版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念研究》、《翻译的最高境界：“信达雅”漫谈》之外，他最后这本著作又收入了9篇涉及翻译理论研究的专文。这些专文指出，全社会要更加重视翻译工作。翻译是人类文明赖以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各国、各民族、各种不同文化赖以交流并相互了解的唯一方法，是中国完成现代化伟业的必要工具，是在全世界发挥中国“软实力”、开展对外传播的首要媒介。因此沈老强调：“把翻译理论建设提上日程并切实开展起来，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沈苏儒先生从事对外传播学的研究，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在不同时期与他一起大声疾呼、 一起著书立说的，仅就他所在的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来说，就有爱泼斯坦、段连城、林戊荪等。更多后来者也会踏着沈老的足迹，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学，继续丰富和发展前辈们的翻译理论研究成果。这也正是沈老留下的遗愿。

　　(魏秀堂于2009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