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从来不是我的敌人”

　　贴身陆川的半天时间里，有个问题被日本记者重复提问。“听说这部电影被选为建国60周年的献礼作品，你对此怎么评价？”

　　这个提问的潜台词是：《南京！南京！》不过是中国政府的官方作品。陆川显然明白这一点。他如此解释：我的制片方已经预感这部电影在中国市场会有争议，他们会想办法保护这个电影。这是中国特色的做法，有争议的东西，必须先找一个保护伞。

　　他早就深谙体制的秘密。

　　“我从来不把体制当做我的敌人。”陆川说。在他没出来做电影之前，经常跟一些导演一起聚会，喝酒聊天，在其中他发现，这些导演在需要体制的时候，就利用体制，不需要的时候，就在外边大骂体制。“他们在内心深处，并不相信体制。”

　　陆川大学毕业后，最早去的是军事机关。他发现，其实中国的体制架构下，所有构成都是人，是人在运转着。他不把体制看做是固化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当他有个想法的时候，他想的是沟通。“大家在中国生活都不容易，我没有必要去踩什么来抬高自己。”

　　从根子上，他并没有去反感这个体制。他不认为这个体制会让他做坏电影。

　　这种立场从在他做电影的过程中，一步步生成为他的经验。在他看来，《可可西里》也是部真实的电影，没有谎言，但也被通过了。当年审查的时候，他还没有获得说服体制的机会。他的制片人王中磊，在办公室等待审批的结果，焦虑万分，最后的结果让他们有点意外：一刀不剪，通过。

　　“即使在管理最严格的体制内部，也期待着讲真话的电影出来。”他说，“我这一生，都要做的就是去符号化的工作。”

　　在拍摄前期，为了得到支持，他甚至进了趟中南海。他的制片人覃宏说，这个片子从最开始到现在，一切都是非常规的。本来按照一般的程序，电影的立项只需要经过电影局。《南京！南京！》因为涉及大屠杀的敏感题材，还要中宣部和外交部等几个相关部门的同意。

　　陆川回忆，最传奇的就是2006年12月份，晚上11点多，他和覃宏被一辆车接进了中南海，见了一位关键人物。这是陆川第一次进中南海，也是《南京！南京！》的生死转折点。

　　到了审片期间，他挺怕，有几场戏特别不想被删掉，比如大屠杀后的祭祀，第一次审的时候有人说日本人戏太重。但到了最后的意见上，只是说长度缩一下。“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保护这个片子，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南京》这一路做下来，他从体制得到的东西很多。“如果我真是一个孤胆英雄，这个电影做不下来。投资从哪里来？三平(韩三平)除了赚钱的片子，他也想拍又赚钱、又有思想性的片子。”

　　为了达到目标，陆川表现出惊人的说服能力。有个《可可西里》剧组成员曾说，有一阵子陆川想找他帮忙，他害怕自己接了电话就会被陆川的口才说服，硬是挺着不肯接陆川电话。

　　陆川对自己的口才也很自信，“这是当然的”。他提醒我，他要说服的人，每天都要见很多他这样的说服者，比如韩三平，每天想说服他投资的人有多少？他观察了陆川这个剧组六个月，才决定来投资这个电影。韩三平当时手头有5个这样的剧本，《拉贝日记》还是他一个老同学推荐给他的，按理说他应该拍那个戏。“但他还是选择了我。”

　　说服他们的方式，一个是靠嘴，一个是靠干活。《可可西里》把一帮人带上山，把事情做成了，《南京南京》停拍了好几次，还是把事情做成了。陆川说，他内心有“别人没有的强大愿望”。

　　在黄斌看来，这种说服其实首先是说服自己。“他首先得让自己先亢奋起来，才能让别人也亢奋。我跟他在一起的那些天，他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每个月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对这些资金代表来说，他们每天都在见骗子，各种各样的小骗子，呵呵。”他生动地描述说，像韩三平这样的人，每天都要见各种各样眼里滴着泪花，声嘶力竭地阐述自己电影理想的人，而陆川，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

　　“所以，你觉得光嘴说有用吗？”陆川反问我。

　　聚光灯后的另一面

　　在跟300多名日本观众做了50分钟的交流之后。他到影城旁边的酒店里接受了一家日本电视台的采访。他熟练地整理下上衣，又捋了捋头发。笑着说，自己长得不太靠谱。

　　摄像师示意他坐到该坐的位置，他摆了摆手。“你先把灯光调好，我再过去。我拍片的时候，最烦的是就是灯光师，有的时候要调一个小时，我会很着急。”

　　几盏灯光照射下的陆川，脸上已经很平静。

　　在聚光下，在幕后，陆川的形象有什么不一样？有才华、有野心、善于说服、认同体制、有坚韧力，陆川似乎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我曾看到一些他的原搭档出来“揭发”，他导演技巧不算很强、野心大只想利用人、忘恩负义、会推脱责任等等。

　　于是，我还是向陆川抛出了那几个敏感的问题。

　　南都周刊记者：听说《可可西里》剧组的人，后来很多都不愿意跟着你干了？”

　　陆川：这个说法是不顾事实的。《可可西里》团队的很多人，都在《南京》剧组里，比如摄影师、制片主任、我的助手??一大批人。

　　南都周刊记者：也走了一些人？

　　陆川：一个团队也有不合作的，那个人合作一半我把他撤职了。当时的媒体单单采访了他，他在媒体上发出的谩骂是很恐怖的。张国焘跟毛泽东还不合作呢，大多数人红军将领还不是跟着毛泽东到了陕北了？

　　陆川并非职业导演，进入电影这行之前，他在军队待了8年。对于拍电影这件事情，他有很多特别草根的想法。“我4年拍了一个《南京！南京！》，我就喜欢拍戏这口。我特别草根，如何在体制内舒服地活着，我不是很在意。”

　　从《寻枪》到《可可西里》，再到《南京!南京！》，十年磨出三部电影，陆川的韧劲即使是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佩服。他做客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跟主持人何东回顾了自己的心绪。“这一路把作品留下来，回头看的时候，你可以解释说你拍这个是这样，拍那个是那样。但是如果这些作品都是你用心写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梳理出一个挺清晰的形状，这个形状就是你的灵魂。”

　　真的有“灵魂”吗？有人断然否定。资深影评人程青松称看不起他的电影，“他有大量的投机取巧，包括在技术上的。”一位曾跟他夜里喝酒的朋友尚可在《电影世界》评价说，“你到处都能看出装酷的秀才、自恋的文人以及不顾一切向上拍的野心家的狐狸尾巴。他认为使出浑身解数来表现最崇高和最时髦的命题就能征服世界。”

　　尽管如此，尚可也承认陆川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角色，他有足够的顽强坚持他必须要坚持的东西，也有足够的聪明妥协他肯定要做的妥协，他还有足够的鉴赏力判断什么是文艺，什么是崇高，什么是牛逼。

　　他的反对者崔卫平发问说：这个荒腔走板的人，为什么有人会为他承担经济风险，甚至政治风险？

　　你很难界定这种“野心”是不是好事。如果没有野心，陆川也许永远走不到这一步。这种野心踏平了很多看似不可能的障碍。比如最早拍《寻枪》，好多人说，陆川这小子厉害，把姜文都拿下了。“我就直接找他，把本子给他了，完全没有考虑自己身份卑微或者怎么样。”他承认，自己有时候是无知者无畏。

　　这种状态依然在持续。半天接触的时间里，我能感觉到他自信心的膨胀，他已经不是两年前的那个充满忐忑和焦虑的陆川了，特别是这一个月。“变得成熟了。哦??你知道，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变化。”他低声说。

　　跟这群日本观众交流的间隙，他拉我坐到咖啡间的另一张桌子上。又说了句：我争取让奥巴马也看这个电影，让日本首相也看这个电影。

　　尾声

　　南都周刊记者：再过20年。陆川这个名字会代表着什么？

　　陆川：(沉思)希望是??独特的，有责任感的，有深度的创作者。

　　这也许就是陆川。38岁，外表温文尔雅，有坚韧力，自视电影草根，有才华并充满野心，深谙体制的秘密并不把体制当成敌人。另一方面，他也被认为软弱，装腔，虚伪，投机取巧，用苦难的影像来谄媚世界。

　　他的合作伙伴黄斌说，陆川是很聪明的人，也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他心里似乎有个开关控制器，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亢奋，或者压抑。”

　　一个月中，他瘦了10斤。他瘦削的身体让我想起他提到的蝴蝶意象。他在博客里说的这句话诗意盎然，却又野心勃勃——蝴蝶没有翅膀，依旧可以飞过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