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电影先驱还是爱国投机分子？

　　从始至终，《南京！南京！》这部片子一直被激烈的争议声包围着。在争议旋涡中，陆川以近1.7亿的票房傲然晋身中国导演的“亿元俱乐部”。38岁的陆川如何获得“成功“？这个月里，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一场蜕变？当影片公映的热潮退去之后，带着许多疑问，记者再次坐到了陆川的对面。

　　记者·张守刚 北京、上海报道 摄影·川制作供图

　　5月23日，陆川站在上海影城的一座放映厅的台上，双手交错。在高高的穹顶的衬托下，巨大银幕前的他显得有些瘦削。

　　台下坐着近300多人，这是《南京！南京！》迎来的第一批日本观众。显然，他们的情绪还没有从刚才大屠杀极端暴力的黑白影像中解脱出来，现场气氛平静而压抑。他们的眼神中有哀伤，更多的是惊异。

　　这批日本观众与陆川的交流并没有剑拔弩张，1个小时中没有出现激烈的质疑，这跟国内白热化的批评浪潮形成强烈反差。《电影世界》杂志封面文章质疑“《南京！南京！》是否又一次爱国主义投机”，来自他母校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崔卫平，措辞严厉；“拿这样立场和逻辑双重混乱的影片，放在亡灵面前，是想让他们安息还是不得安宁？”

　　当然，还有民间的大量评论，他被视为“丧失底线”、“丧心病狂”，甚至被说成“文化汉奸”、“投机主义者”。公映末期，这种批评声音似乎突然被释放了起来，愈加猛烈。

　　21日的深夜，我与陆川往复发了一个小时的短信，想约他深谈一次。中间我问他，你看到崔卫平教授对你的批评了吗？许久，收到他的回信，其中充溢着悲壮感：“能被自己电影学院的老师当做异类绑上火刑柱，是我的光荣。中国要走向进步，必须多一些我这样的异类，去触碰禁忌。”

　　随后，我们约定上海见面。

　　一场梦寐以求的混乱

　　5月23日下午2时，上海影城一层大厅。我发短信给陆川，我到了。

　　1分钟后，陆川向我走来，他一身深色休闲打扮，白色的衬衣领子最上面两粒扣子开着。他迅速将我迎进旁边的一家咖啡间，那里，十几位日本记者正围拢在一张桌子旁，听这位青年导演讲述《南京！南京！》。

　　我坐在了他身后，看着他不是很浑厚的肩膀。2年前，我在北京展览馆第一次见到他，他的身后是《南京！南京！》的大幅海报，上有红色“不许可”警示字样。他解释说，这是早年军方秘密档案上的字样。

　　触碰禁忌，这让陆川毁誉参半。他的宣传团队把他“屏蔽”了起来，偶尔，他从记者采访中能感受到自己遭受的非议，他的父母朋友给他发短信说“你要坚强”，那些一直为这个片子保驾护航的“大朋友”提醒他：你不要回应。

　　实际上，他对这场空前的争议了然于胸。他的信箱里曾经收到一封匿名邮件，有人在里面恐吓他说：“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全家”。博客留言上，更是大量的谩骂与攻击。就连80后的蒋方舟，也在电视节目中杀气腾腾地质问：陆川，我为什么没看到你所说的那种抵抗？

　　他明白自己回不去了。“再也不像《可可西里》那样，是一边倒的支持声音。那时候，否定的声音大概是1%吧。”似乎，对那段日子他开始有点眷恋。

　　从全社会公测的角度，他的团队认为这部电影得到了中国观众50%的支持，15%的反对。但这个数字，在他的反对者崔卫平看来，是很不靠谱的，“反对者肯定不是这么低”。

　　有一种典型的质疑声音说，陆川，你钻进日本士兵的躯壳里，替日本人替代性反思，但日本人自己会不会去反思？“我觉得，靠嘴说是没有用的。我的电影可以走到国际，走到日本，引发他们反思。很多东西只能靠时间证明。”

　　他很少急扯白脸跳出来跟人辩驳。“回想起来，4年之前，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但现在，我看了4年的资料，有了变化，我用电影传达了这种变化。我不能要求没有阅读过史料的观众，跟我一样思考问题。”

　　陆川在军校学习期间进行过战史研究，他发现，战场上不是那么二元对立的，就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对广岛的原子弹必须得炸，我是支持的。但我不明白，德累斯顿为什么要炸？为什么出动5000多架次，用燃烧弹轰炸一个不设防的民用城市。一夜之间，16万人搞掉了。”

　　他对战争打着问号。于是，他拍摄《南京！南京！》的时候，决定必须从人性的角度探讨，这才是能被全世界理解读懂的东西。他坚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

　　学者雷颐曾撰文严厉批评他，标题是“失去底线的陆川”。这次，他总算给了一次回应：“我的底线是真实，就是我不能去说谎。”

　　他也曾放言，自己最大的野心就是要把《南京！南京！》放到日本去，影响日本观众，甚至“让他们成群结伙地来中国道歉。”这句话很有愤青的色彩，我很好奇，他内心，对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感？

　　他的回答部分印证了我的猜想。“怀有激烈情绪的人，都不了解当代的日本人。他们不也是人吗？你痛恨日本侵略军，要和当代的日本人区别。”

　　当天下午，有个日本女记者对他说，我好想刘烨能活下来，他好帅啊，为什么让他死得那么早？“她都跟我聊这些了，跟个小女孩似的，我怎么跟她嚷嚷？日本在中国真的被符号化了，我就是要把这个符号去掉。我反对的，是极右的那批人。”

　　影评人、策划人谭飞认为，陆川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跟他的姿态有关系。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三大导演从威权时代而来，陆川则是中国向公民社会的转折过程中成功的，他应该更坦然地面对来自公共界的批评，而不能把一些攻击的言论归之于蓄谋的一部分人。

　　他建议：“陆川有野心，他在按照大师的模子走，但也不能心急。”

　　无论如何，陆川这次讲述的大屠杀故事陌生，令人惊异。他成功制造了一场混乱。这场混乱，将他推到了一个聚光灯强射的焦点中。其实，很多导演对此梦寐以求。

　　从与不从之间

　　陆川一边玩弄手中的N95手机，一边认真应付着《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众多日本记者的问题。双方也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其中一个问题是：“中国有些媒体骂你？你委屈吗？”

　　陆川心里说，功课做得不错呢。“这部电影最牛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都会有很多人要骂，这证明了电影的伟大。在中国电影市场，争议的声音把电影骂过了一亿六；拜托在日本上映的时候，你们也多骂点。”现场的记者大笑。

　　凭借这部有争议的沉重题材的电影，陆川晋身亿元导演俱乐部。刚刚38岁，他多么有理由内心膨胀，在他前面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老牌导演的大名。

　　有段时间，他对过亿有着巨大的渴望，想想都会兴奋。他曾号称如果票房过亿，他就去裸奔。他还曾狠狠地丢出一句话：“如果它不过亿的话，我说一句不负责任可能也会得罪人的话，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导演的责任了，可能要去想是不是别的问题。”

　　票房过亿的那天，他身体没有出现预想的强烈反应，他对此也感到奇怪。“我也高兴，但不是由衷的，我似乎在附和着别人的一种情绪。”之前，很多人看到电影首映式那天，陆川激动得不能自抑，他背对观众，肩膀在哭泣中轻轻抽搐。

　　《南京！南京！》的宣传营销总监黄斌，之前曾负责《无极》、《梅兰芳》等大片的营销，他的意见是：在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影片内容是否成为“National Topic”(国家话题)，对票房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次，陆川显然做到了这一点。

　　从张艺谋到冯小刚，所有亿元票房的电影，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娱乐大制作。陆川这次的路数迥异，这似乎印证了冯小刚评价他的话：陆川不愿拍商业片，但愿意走红地毯。

　　这句话开始流传的时候，陆川刚离开华谊兄弟。他当面向冯小刚求证，冯断然否认说过此话。

　　南都周刊记者：一方面你不愿做一个电影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另一方面又很享受聚光灯与红地毯上的眩晕感？

　　陆川：你前半部分说对了，后半部分不对。聚光灯与红地毯，这两样东西值钱吗？我想赢得继续拍电影的空间和权利。

　　南都周刊记者：进入亿元俱乐部之后，你还担心会失去这个权利？

　　陆川：我总觉得，好像随时会失去这个机会，我很焦虑。做导演随时会有一部片子摔得很惨，我一直在警惕。

　　像每个导演一样，陆川在商业片与文艺片之间也在踌躇，内心在摇摆。很直接的，这种摇摆来自于对市场与褒贬的反应。“那些骂我的人，花一晚上时间就可以写一篇文章。我们是用4年时间来拍一部电影。我们花4年时间，就为了糟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下吗？”

　　不过，仍然有人认为陆川并没有成功。著名影评人程青松对本刊记者表示，陆川动用的是整个民族的公共记忆资源，近1.7亿的票房并不高，而大量加印的拷贝更是大大提高了成本。

　　质疑让他有暂时的挫败感。这个问题显然触到了他的痛处，他的语调越来越高。“没必要跟自己过意不去。没必要跟大家过意不去。我们从了，我们就从了吧！我们跟社会从了，我们就拍一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闲俗电影。我们别找大家烦了。我从了还不行？”

　　按照原来的计划，在《南京！南京！》之后，他会拍一部轻松的歌舞片。但是在23日的上海的那天，面对日本媒体蜂拥而来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一种“意义感”，觉得自己做对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超前了一点。

　　他又突然决定，不想从了。“我的名誉在经历了这次之后，已经不再重要了。后来我看了帖子，我基本上被骂成万人嫌了。我卷入这种一种争议，一场启蒙运动，我觉得是最大的幸运。”

　　然后，他又加了句：“我不会从的，你放心。”

　　这是很陆川式的反应。《南京！南京！》的制片人覃宏认识他4年多了，在他看来，外表柔弱儒雅的陆川是最不像导演的导演，看起来就像个文艺青年。“但他对电影充满了斗志，谁都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