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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风眠伪作谜局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画家，林风眠的画一直是美术界、收藏界的珍贵艺术作品，其拍卖价格也一直高居不下，而关于他作品的真伪却也是业界坊间争议最大的话题

　　本刊记者/杨时旸

　　1634万港币。

　　林风眠的作品《渔获》以如此高价在香港成交。4月6日，香港苏富比春拍，当场内为这个数字欢呼的时候，场外一些圈内人士却对此心生质疑。《渔获》以及同时上拍亦取得高价的林风眠另一组作品《京剧人物》，自落槌起就陷入“伪作”的巨大争议之中。

　　随着这个争议的加剧，有关林风眠伪作的深层线索也逐渐显露出来。

　　苏富比不识“林风眠”藏家身份？

　　不同于大多数看客，一些资深艺术品经纪人更早耳闻苏富比即将出现一批“重要的林风眠”作品。但是这批据说“令台湾收藏界震动”的作品并没有出现在之前北京的苏富比春拍预展上。

　　直到3月18日。北京某画廊的开幕酒会上。来自大陆和台湾的众多艺术品经纪人、拍卖行专家齐聚捧场，其间苏富比春拍图录送到现场，大家传阅后，普遍认定此次所售林风眠作品《渔获》以及一组《京剧人物》并非真迹。

　　“以我个人的经验，我认为它甚至算不上一件合格的仿品，技巧实在只是中学生的水平。”资深艺术品经纪人伍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都能看出来。”

　　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艺术品交易惨淡，一次拍卖同时出现数量不小的林风眠作品确实具有眼球效应。酒会后不久，有藏家向伍劲询问，称如能证明其真实性他即参加竞标。作为艺术品经纪人的伍劲于是与苏富比“20世纪中国艺术”主管李亚俐取得联系，但伍劲并没有得到确切的相关证明信息，苏富比方面告知伍劲的是“为欧洲与亚洲同事共同努力征集到这批作品”。一年前，吴冠中伪作《池塘》经内地瀚海拍卖公司高价卖出，后由吴本人确认其为伪作。而李亚俐正是彼时瀚海的油画部主管经理，这也是让经纪人们对此次林风眠画作真伪心生疑窦的一个原因。

　　因为无法确切证据证明作品来源，一些藏家选择观望。而在圈内一片质疑声中，《渔获》和《京剧人物》仍分别以1634万和842万港币成交。前者创下林风眠画作拍卖价新高，因此也成为质疑的靶心。此作品买家身份并未对外公布。伴随高价成交的新闻，伪作之疑也从圈内向外界扩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向香港苏富比了解此事时，公关部工作人员李以迪对记者回复说，“苏富比征集之拍品，均经由专家反复并严谨地鉴定其出处及真伪，在确定其为真品，兼具有清晰有序之来源后，方于拍卖会上推出。”并强调此话即是以香港苏富比发言人的身份做出的回应。

　　当记者要求其出示画作来源证明后，香港苏富比发来有关《渔获》及《京剧人物》的背景资料。资料显示，《渔获》为1960年丹麦驻北京彼得森(Lorenz Petersen)大使收藏，大使与林风眠于北京结识，1960年回国时将此画带回丹麦相伴半个世纪(注：英文资料显示此大使是于1962年离开北京，与中文翻译不符)。并附带注明为劳伦斯·彼得森大使的照片一张。资料还显示，《渔获》完成于上世纪50年代晚期及1960年初。

　　除上述资料外，苏富比没有提供关于原藏家本人的更为详细的证明。“我是他们的客户，他们也是给我这些，”伍劲说。这也是他的另一个疑惑，“买家要证明资料，苏富比让藏家写个证明或者出来接受电视采访，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为了成交，这是平时拍卖公司愿意做的事情。”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丹麦驻华大使馆提供的查证讯息中，1959年至1962年丹麦驻北京大使应该名为Hans Berpelsen。丹麦大使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查找了历任驻华大使名录，均没有Lorenz Petersen这个名字出现。至于香港苏富比发生的情况，不方便发表评论。”藏家的“大使”身份成为苏富比证明中的疑点。

　　另外一组作品《京剧人物》的藏家，据苏富比香港提供的是扭挪威1963至1966年驻上海总领事海勒夫妇，挪威上海领事馆告知记者，确有此姓名。

　　这幅创林风眠拍卖纪录的作品，从艺术收藏界的质疑，到藏家身份不明，无论哪方面，都使它的真实性蒙上了阴影。多年来，在美术界广为传说的一些关于林风眠伪作线索再次进入人们视野。

　　圈中质疑学生作假

　　上海一位石姓艺术品经纪人曾针对本次苏富比拍卖的争议，向一名林风眠的再传弟子询问，对方的回答是，“画的感觉不对”。此经纪人早年曾在佳士得工作，与林风眠的一些学生素有交往，也因此得知一些林风眠仿作的“内幕”。

　　“林风眠的假画有两到三拨人在做。1996、1997年的时候，上海有人就买过假的，我们都知道。”石先生说，“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林风眠三四十年代的落款是1934年左右的，长条的传统的中国画形式的，基本上都是假的。”

　　据他了解，这些作假的人之中，有一人技术最为高超，影响最大。“这个人也算是林风眠的弟子。文革时林风眠送过他几幅画，但是后来被他自己说成两大捆。”石先生说，“他现在已经移居国外。”

　　林风眠已于1991年过世，因某些原因其家人对假画的态度讳莫如深，正式的出版文献似乎成为唯一一条探求真相的途径。而加拿大亚太国际艺术顾问有限公司曾出版一本名为《中国现代主义绘画的先驱者——林风眠》的画册，却被业界“公认为‘假书’”(注：为洗白假画将伪作出版的画册文献)。该书的出版人为陈秀丛。

　　据伍劲透露，书中的145幅作品其实全部为陈秀丛个人收藏。而书中文字部分写道，陈秀丛的一百余幅林风眠画作，购买自一位名为潘其鎏的人士。而在书中，潘其鎏还自述了文革时如何帮助林风眠私藏画作的故事。

　　据著名画家郑胜天的介绍，潘其鎏于1947年进入国立杭州艺专，后来与林风眠私交深厚，是林指导的少数学生之一。

　　据公开资料显示，林风眠于文革期间亲手撕毁了自己的大量作品，1977年去香港定居时也只随身携带40余幅画作，潘其鎏收藏的庞大数量让人狐疑。伍劲曾与林风眠的义女冯叶有过一次交谈，伍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转述，冯叶曾询问过林风眠遗留上海的画作数量，林的说法是，当年离开上海遗留在旧居樟木箱中确有少量画稿，但数量非常有限，而且都不是完整的画作。

　　与林风眠熟识的潘其鎏从1981年去美国留学后就与林断了联系。伍劲称，他从知情人处得知，潘其鎏因作假画的事情被林知晓后，林风眠与其断交。为此，潘曾写信向林道歉。“信现在还保存在林风眠家人的手里。”伍劲对记者说，“这些都有证据。”

　　而在加拿大版《中国现代主义绘画的先驱者——林风眠》的画册中，潘其鎏在文章末尾写道，“许多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我不会把它写出来。”

　　由此，圈内许多人怀疑，这个“影响最大的”做林风眠伪作的学生很可能就是潘其鎏，并且他的伪作得到了林风眠本人的默许。当记者向圈内人核实时，几名不愿具名的人士皆认可此推测。

　　但目前一些有关林风眠的出版物中，大多都仍将潘其鎏作为研究林风眠的专家。

　　馆藏作品真伪之疑

　　对于大多数画家来说，他们的伪作通常仅流转于市场。但林风眠画作的真伪断定之所以更复杂和纠结，还由于他的一些馆藏作品同样因为出处不明而饱受争议。馆藏作品，一直是被收藏界、美术界作为“真品样本”来对比流传在外画作真伪的，如果连馆藏作品都存有争议或确有伪作，那相当于对于林风眠作品真伪的参照标准的根基都动摇了。

　　目前，上海美术馆有“林风眠”作品共39件，其中四件分别来自画家吕蒙夫妇和沈柔坚亲属捐赠，另35件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上海美术馆收购的一批“林风眠”画作。1986年上海美术馆于成立收藏部后，这39件作品画就进入美术馆收藏部收藏，2004年上海美术馆成立典藏部，林风眠的39幅作品于是纳入典藏部，成为该美术馆最重要的藏品之一。

　　而正是这35件作品，引来一些圈内人士对其真实性的质疑。更有人称35件作品全部为美术馆从其商品部收购所得。资深艺术品经纪人伍劲介绍说，代销这批35件画作的货主原为林风眠学生，因为出国需要钱，把它们以相对便宜的价钱(每幅数千元)放在商品部作为旅游纪念品代销，后被上海美术馆收购。而这批画作被疑为就是林风眠学生的作品。经手人名为袁湘文。

　　根据2005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绘画大师——林风眠》中的介绍，袁湘文自己表示曾分两批以每幅2000元将“林风眠”作品卖给上海美术馆。而著名评论家郎绍君的文章里透露，袁湘文即潘其鎏之妻。

　　彼时上海美术馆的典藏部主任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要求隐去自己姓名，他对记者表示，“按照底案，35张画里边确实有8张是来自袁湘文，其余的27张来自商品部。”至于8张来自袁湘文的作品价格，对方表示并非外界传言的每张2000元，而是“价格不等”。而那27张则是分为两次收购。“一次买了一张，第二次是26张一起。”这位前主任已于2006年离任上海美术馆。

　　该前主任还表示，“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林风眠作品买的。有(林风眠的)章子和签名的。而且是当时副馆长丁羲元签字的。”

　　现任的上海典藏部主任倪庆中对记者答复说，“这个事情是过去的事了，我不太清楚，”而他的前任“应该都清楚”。同时，他“纠正”了记者的用词“不能说(那批作品)是美术馆从商品部买的，应该说是‘转的’”。

　　1999年，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林风眠回顾展，在上海美术馆举行，林风眠的义女冯叶被邀请帮助挑选作品并把关。被疑“假书”的出版人陈秀丛表示愿意出资100万元赞助此展览，但因其个人收藏作品真实性存疑，而被冯叶拒之门外。据知情人透露，当时为考验冯叶眼力，主办方还特意将几幅来源清晰的林风眠作品与陈秀丛藏品混在一处，冯叶最终将其完全区分开来。

　　因冯叶的坚持，包括“潘其鎏保存大量林风眠作品”的文字最终也未出现在当年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的林风眠的画册中。

　　但由于冯叶只是帮忙而没有对画册的决定权，陈秀丛的少量收藏仍出现在画册之中。

　　这本公开出版的画册名为《林风眠之路》。其中，除去林早年任职的画院及上海美协提供的作品外(此部分均为林风眠亲自捐赠)，上海美术馆部分馆藏的林风眠作品也被编入其中。

　　珍贵画作来源的扑朔迷离，尤其是馆藏作品存疑，进一步使林风眠真迹的争议升级。

　　事实上，在林风眠去世之后，其作品的真真假假一直乱象丛生。但坊间有一种说法，林风眠生前对假画泛滥之事心知肚明，但基本采取默许态度。东京西武画廊曾于林风眠生前举办过两次林作的展览，并于林风眠去世后一年发表了林与画廊主人大桶贵之的访谈。文中，大桶贵之向林询问为何明知拍卖中为伪作而不提出。林风眠回答，“买卖仿制品的人，都有他们的原因，假如我对拍卖行说他们所交易的只是仿制品，对买卖双方都会有不良影响，所以我不会这样做的。”

　　林风眠对伪作的宽容是出于艺术家的大度抑或其他个人不可宣的原因尚不可考。但正是因为画家本人及家人始终对造假之事未做任何追究，也是造成其去世后，市场上“林风眠”伪作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