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口红与余秋雨捐款门 成都商报 6月5日 作者 朱四倍

　　昨日，针对余秋雨在网络上被指责承诺为地震灾区捐款20万，却始终没有动静，其助理金克林做出回应，“余秋雨的20万捐款是通过九久读书人直接捐的，现在九久的董事长在台湾，等他回来后会和余秋雨一起联合跟媒体交代此事。”(6月4日 《新京报》)

　　[成都商报一评]

　　《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透露了一个令人咋舌的信息：“诺而不捐”是慈善潜规则，平常年份的到账率也就7%。而众多的慈善怪象也证实了这点。当余秋雨捐款也要沿着这样的路线“前进”时，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会异化为名人的慈善潜规则？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称，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进而认为《文化苦旅》与口红、避孕套一样是日用消费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还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根据这一见解，我们是否可以说“余秋雨利用慈善获得‘美丽外观’，慈善利用余秋雨获得了‘名人效应’”；而当这种做法与现实中的慈善潜规则同流合污时，余秋雨“捐款门”就成了点缀生活的“慈善口红”，也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慈善避孕套”？

　　余秋雨先生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一直处于舆论的漩涡。这对于余秋雨来说，或许赢得了关注度，但是，这样的关注度是谁的需要？公众的、娱乐的、还是余秋雨本人的？如果说那些属于学术范围内的争议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以公信力为赌注，以公众感情为筹码的“捐款门”，恐怕就有犯了众怒的嫌疑吧？

　　作为一种期待，笔者不愿意让余秋雨“捐款门”成为“慈善口红”，异化为规避道德病毒的“慈善避孕套”。但是，这种期待无疑是建立在能让公众信服的解释之上的。

　　[现代快报再评]

　　我很同情余秋雨先生。理由之一是，他前些天在博客发文称“我的(含泪)劝告，正是心理干预的方式之一，是一个治疗程序，效果不错”。有个叫秦嘉的作者评论这番话说，看来余大师很需要“心理干预”，我同意秦的意见，也就是说，秋雨先生心理上是有疾患的，他的表演欲太强，自我感觉太好。第二，你们怎么就老盯着余秋雨呢？在中国，公众人物多得很，不就因为人家是个没有实权的文化人吗？我看这是柿子拣软的捏。好可怜啦，我的余大师，动辄被人开涮，让人以为他是美国总统，可他又哪有坐“空军一号”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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