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聂耳的音乐感召着我们

　　——访聂耳侄女、音乐家聂丽华

　　- 吴 然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都要唱的一支歌；这是响彻全中国，响彻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它的旋律，它的气势，是那样的高昂、雄壮、坚定、有力，那样的强烈，那样的令人振奋，热血沸腾！它巨大的号召力，鼓舞所有中国人“万众一心”，“前进！前进！前进进！”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它的曲作者是聂耳。

　　聂耳，云南玉溪人，母亲是傣族，1912年2月1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诞生在昆明甬道街72号他父亲聂鸿仪开办的“成春堂”小药铺楼上。1935年7月17日下午，他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町鹄沼海滨游泳不幸遇难时，还不满24岁。他爱亲人，爱家乡，爱祖国。他是一面鲜红的爱国主义旗帜！

　　在“首届中国聂耳音乐(合唱)周”即将拉开序幕前夕，我拜访了聂耳的侄女、音乐家聂丽华，听她畅谈聂耳，畅谈音乐与人生。

　　听聂大姐讲述青春聂耳

　　不紧不慢地下着小雨，到处水光盈盈。端午节刚过，雨水里仿佛还渗透着粽子、艾草和菖蒲的清香。我突然想到76年前的端午节，也是5月28日。那天，聂耳在上海，给妈妈写了一封信，他诉说对妈妈、对家乡的思念，“想起这几年的漂泊生活不禁难过起来”。但接着他又急切地写道：“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请三哥为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千万急！”我正想象着青春聂耳的模样，来到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聂丽华大姐的住宅楼下，正巧碰上她下楼取报纸。于是我们问好、上楼。聂大姐打开灯。她家住室的光线不是很好。我看见一幅放大的照片。聂大姐告诉我，那是1924年昆明求实小学校学生音乐团与教师的合影，前排弹三弦的是聂耳，拉二胡的是聂耳的三哥聂叙伦，也就是聂丽华大姐的父亲。

　　“我们就随便聊吧！”聂大姐给我沏了杯茶，坐下来很随和地说。

　　“随便聊，”我说，“我就喜欢听你随便聊。”

　　“我枪打得好！”聂大姐笑说，“我是当过兵的。今年春节在北京赶庙会，我连连把打靶摊上的气球打崩，许多人为我这个老太太鼓掌！”

　　我突然想起聂耳也当过兵，我看着聂大姐笑了。

　　聂大姐说，四叔聂耳是她人生的榜样，对她有一种永远的影响。聂耳不幸逝世的时候，她还不满3岁，不懂什么事。她们家姊妹多，父母就让她留在奶奶身边，给痛失聂耳的奶奶有个伴。当时，奶奶撑持着已经搬到威远街的“成春堂”小药店。小药店很窄小，一底一楼，楼上还有一个相当于半个楼的顶棚，上面的一个长形的“睡柜”，聂耳小时候就睡在上面。睡柜里，有聂耳的遗物：衣物、小提琴、日记、相册和唱片。据说，这些遗物后来大都珍藏在了云南省博物馆。药店房屋逼仄破旧，小丽华常常和小伙伴在睡柜里玩躲猫猫。奶奶忙碌了一天，晚上，就在睡柜旁给她讲故事，讲聂耳小时候的故事。“奶奶很喜欢她的‘老儿子’聂耳，总是疼爱地叫他‘小四狗’。”爷爷去世得早，一家人的生计就落在奶奶一个人的肩上。可是奶奶坚强、乐观，子女也很孝顺。聂耳上学以后，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得过学校颁发的第一号奖。有一年家里没钱过年，聂耳就和哥哥上街摆摊帮人写对联挣钱。聂耳到上海后，把挣到的第一笔钱寄回家，在信上说，“妈妈，您家想吃什么，就买点请请……”聂大姐说，奶奶讲到这些，总是不住地流泪。奶奶说，聂耳的“耳性”特别好，什么声音一过他的耳朵，就能模仿出来。聂耳跟一位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还学会了弹三弦、拉二胡，向法国人柏希文先生学弹钢琴，在学校组织乐队，在家里组织“家庭音乐会”，给清贫的家庭带来了欢乐。聂大姐央着奶奶也讲当年给聂耳讲过的故事：《孟姜女》、《柳荫记》、《安安送米》……奶奶爱好音乐，就一边讲一边唱，有时还即兴发挥，套用彝族民歌，或者玉溪花灯调，又好听，又好记。奶奶就是这样，曾经把这些可爱的民间音乐的种子播在聂耳心里，后来又浸染着小孙女的心灵。聂大姐说，有时候，爸爸聂叙伦也来用留声机放聂耳的唱片，打着拍子，教会了她唱《卖报歌》……说到这里，聂大姐仿佛想起了后来她知道的聂耳为“小毛头”谱写《卖报歌》的情景，想起了她奇迹般地找到“小毛头”的情景……1979年末，她到上海考证聂耳的经历，在上海拜访了过去与聂耳熟识的一些老艺术家。有一次，赵丹无意中说起了聂耳与“小毛头”的故事。她听后，想方设法找到了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的“小毛头”的丈夫，然后与“小毛头”见了面。“小毛头”听说是聂耳的家人来看望她，激动得泪流满面，详细讲述了与聂耳的那段不平凡的交往与经历。之后的数年，聂大姐每次到上海，总要去看望这位名叫杨碧华的“小毛头”。聂耳和聂丽华叔侄俩对“小毛头”的情谊，真是一脉相承啊！这也就是聂大姐常说的，她总是“无形中受着四叔聂耳的影响”吧！当然，聂耳对侄女聂丽华影响最大的，还是音乐。“在我们的家族中，大多是学医的，唯独我喜欢音乐，最终像四叔一样，走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还有我的儿子青山，现在也在搞音乐工作。”聂大姐说着的时候，正好青山出来接电话，和我点头笑了笑。

　　聂耳的音乐感召着我们

　　在为云南和平解放的斗争中，聂丽华参加了党领导的“民青”(即民主青年团)，那时她还是中华小学的小学生。她的音乐天份，受到了一位从广东来的音乐老师黄洪的注意，让她每天早晨指挥全校师生唱歌，还在高梁老师的指导下，演出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童话剧，她演渔夫，李广田的女儿李岫演小公主。1950年3月22日，她13岁就参军入伍了，当文艺兵。聂大姐说，她喜欢表演，说“这一点也有点像四叔”。但是到报专业的时候，她为难了。她喜欢玩泥巴，用胶泥捏泥人，捏小狗小兔什么的。她也喜欢画画。部队首长说：“你叔叔是音乐家，你就搞音乐吧！”当时缺拉小提琴的，她就报了拉小提琴。没有小提琴，一位老师砍了棵树，抠空了，做了把小提琴给她，由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作曲者陆云教她拉小提琴。1955年，聂大姐从部队转业了。首长建议她去考四川音乐学院。主考科目有钢琴，可她还没摸过钢琴的琴键呢。到了昆明，她到金碧路的一座教堂，按一个小时几毛钱的学费，现学了几天钢琴，又坐汽车又坐火车，就往设在贵阳的考点赶。拎着行李赶到考场还是迟到了。她苦苦求情，总算让她参加了考试，一直考到晚上，考取了！几百人，就考取两人，她的兴奋可想而知。这时，一位主考的女教师才发现她还没有找到旅馆，就让她和自己挤着睡了一晚上。聂大姐说，“我是不是有点四叔聂耳的冲撞劲？”

　　在成都，一到冬天，聂大姐说她的手就生冻疮，加上她的手形小，拉小提琴很困难。但是想到四叔当年在上海卖衣服买小提琴，刻苦练琴的情景，虽然后来改学作曲，她的小提琴还是拉得很好。1959年毕业时，正好昆明电影制片厂成立，她就来昆影厂报到了。“我搞音乐编辑，”聂大姐说，“一位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搞导演，我们就这样干起来。”后来，1962年昆影厂“下马”，聂大姐被下放到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宣传队，她坐了5天汽车才到达目的地。她背着儿子上山砍柴，下地干活。排练的时候，塞个奶瓶给座椅上的儿子；演出的时候，儿子就干脆放在背篓里，盖上纱巾，防蚊子防蛇咬，要不，就交给观众。不久，她爱人曹先生也从北京来了，两口子在澜沧一呆就是10年。说到爱人曹先生，聂大姐不禁有些伤感。去年11月，就在电影厂门前，曹先生不幸被一辆大卡车撞倒而永远地走了。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聂大姐说她真不知怎么熬过来的！儿子青山，把她接到北京，天天陪伴着她，为她放聂耳的音乐。许多亲朋好友安慰她。为聂耳在玉溪塑像的雕塑大师袁熙坤来看望她，并接她到金台艺术馆参观。而远在边疆澜沧的那些老友，也纷纷打电话问候她。所有这些人间温情和聂耳的精神，使她走出了哀伤。就在不久前，她去了一趟澜沧。当她听到乡亲们唱起她几十年前创作的《山岭九寨乐洋洋》、《解放大军进寨来》的时候，她流下了感激与感动的泪水……

　　听聂大姐说，昆明摄制组(后改为“云南民族电影制厂”)成立的时候，他们夫妇从澜沧调回昆明来。对聂大姐来说，边疆的10年，的确是艰苦的，艰苦得难以想象。“不过，”她说，“正是到了最底层，让我更加懂得和认识了自己的四叔聂耳。”她在边疆澜沧等地，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民族民间音乐，看到了聂耳当年所急需和珍爱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一个多么丰富的宝库！她创作了上百首歌曲，在电影厂又先后为电影《傣乡行》、故事片《洱海情波》、广播剧《翠湖春晓》、电视连续剧《聂耳》创作歌曲。在“首届中国聂耳音乐(合唱)周”到来的时候，她缓缓地却又抑止不住激动地说：聂耳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前沿，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用音乐的最强音，为我们的民族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他的音乐创作，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我能走上音乐这条路，和四叔聂耳的感召分不开。”聂大姐说，“今天，我们国家的音乐创作百花盛开，景象繁荣。沿着聂耳的音乐之路，我觉得我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聂耳离开我们虽然已经74年了，但是他的音乐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和聂大姐握别的时候，小雨依然下着，下着，静静地滋润着大地。而我的心头，则响起国歌不朽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