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4日电 （欧阳楠）余秋雨无疑是30多年来中国文化界最富争议且争议最为持续的人之一。置身于舆论漩涡的余秋雨也曾对这些“争议”颇为诧异，认为争议从未与他写作和演讲的观点有关，却聚焦在另外三个方面：一是在“文革”中从事过写作，二是他的文章中有不少“文史差错”，三为“文化人不该上电视”。但在四川大地震中“事不关己”的言论和最近的捐款质疑无疑将这种争议面又一次扩大了，这次，无关文学，落在人品。

　　　　历年争议事件一览

　　　　“文化口红”批判

　　1999年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用不以为然的口气称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是“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他讲述了在上海文化圈流传很广的一件趣事：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朱大可认为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文化苦旅》与口红、避孕套一样是“日用消费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还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

　　　　“石一歌”写作组

　　1999 年 12 月，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声称据一个“当年同事”的揭发，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写过几十篇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因此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全国轰动，多数媒体作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