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人性化解读的歧路——从电影《南京！南京！》说起

　　目前，两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正在上映，由于题材相似，甚至取材重叠，自然会引发比较和议论，特别是《南京！南京！》，因其“人性化”解读日本军人，塑造正面形象而更加引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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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南京！》很明显想另辟蹊径，从人性和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灭绝人寰的灾难，挖掘日本士兵的精神根源，将其从恶魔还原成人，因而完整塑造了角川的角色，并尽量回避了日本士兵残杀中国人的残酷画面。电影同时还虚构了几个人物并交织成悲欢离合的故事线，构成具有煽情效果的人物命运。好莱坞影片表现历史事件时常用这种手法来增加可看性和戏剧性。不过，运用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题材上恐难为中国观众接受。

　　“我不担心《南京！南京！》的票房，因为它就是一部商业片。”“我要在日本上映！”这是之前陆川对媒体说的两句话。单从这两句话来看，陆川对于题材的把握很可能就发生了偏差。的确，很多重大历史题材被好莱坞处理成商业大片，其中不乏对一些重要历史、政治、宗教事件进行另类读解。但这些另类读解未必能够大胆到挑战社会道德或民族情感的底线，而且，好莱坞通常不拿本国历史事件作为商业大片题材来“戏说”。南京大屠杀的题材同样不适合当成商业性大片来处理，如靠编造剧情来煽情，更会显得肤浅。对于犯罪者来说，煽情的“人性化”解读也无异于为其粉饰和脱罪。

　　但是，“要在日本上映”的要求可能会成为事实——毫无斡旋余地地控诉日本屠杀罪行的电影，根本没有可能在日本上映，而人性化的日本形象塑造，无疑会使《南京！南京！》在日本的公映变得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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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的高潮处是占领南京的日本士兵集体举行庆典和祭奠仪式。导演不惜用长镜头长时间地表现杀戮者的舞蹈和音乐，那种以胜利者姿态对牺牲者的悼念的狂热的军国主义庆典被拍摄得很仪式化，有一种麻醉式的激昂和煽动性，这种画面更适宜日本观众而非作为受害者的中国观众。庆典结束之后，日本兵角川放走了一个中国军人和孩子，然后饮弹自尽。无论表现庆典的目的是什么，这种情节设计在中国观众看来绝不舒服、特别是决不会认同——最具有牺牲和自省精神，并为这座死城留下最后希望的正面人物居然是一名日本兵。这样的主题设置会让观众对历史和人性的正义性产生怀疑。

　　陆川导演没有追问、反思或回答的两个重要问题是:南京大屠杀是否是一种“反人类罪”？——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态度，不只是中日两国的恩怨或历史观问题，而是有关战争和国家行为的底线问题。战争中的“杀中国人”和“反人类罪”，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切实的人类政治问题而非仅是两个国家间的问题。二战以后，德国已经在历史观和国家法律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在日本，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其次，人为什么会不把别人当人(而加以大肆杀戮)？或者说，战争中的杀人理由究竟能否为人性价值观所接受？——这个问题并不专门针对日本，却是一个比“忏悔的人性”更为普遍和重要的人性问题。其实，不需要怀疑日本兵角川饮弹自尽的正面人性意义，需要怀疑的是导演对人性理解的深度及其价值观。如果只是承受不了良知的压迫而自杀，那不会改变其他角川的杀人行为；我们关心的不是个体，或者说，个体的重要性在这里是要体现普遍人性的深刻性。忏悔杀人和探讨何以杀人，根本就是两回事。忏悔不可能抹杀杀人的人性之恶问题。“泛人性化”的陆川缺乏把握历史的睿智，没能抵达人性的深处，廉价而肤浅地处理了战争和人性的深刻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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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对于拉贝的刻画，也是《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两者间引起比较和争议的地方。虽然都是以《辛德勒名单》作为模仿目标，但很显然，两部影片都没有成功。《拉贝日记》老实有余，才气不足，但看得出非常重于史料，严格依据原始日记的基础，包括对数字、日期等细节的处理，清晰描述了国际安全区从动议到收场的完整脉络，给观众补充了大量对于这段历史的知识盲点，人物和故事都显得真实可靠。另一方面，《拉贝日记》还强调了拉贝内心的冲突和转变，铺叙一个不理政治的德国西门子公司商人，如何在战争浩劫中显露人性的过程。比较而言，《南京！南京！》为了正面塑造角川形象，“必须”模糊或削弱拉贝的面目。陆川的拉贝不仅对日本军队唯唯诺诺毫无办法，关键时刻还撤离了，导致安全区成为杀场。这恐怕是有失偏颇的。从思考和技术的多个角度来看，陆川都没能运用好拉贝的丰富资源。拉贝是可以和角川互补的，但可惜就像对角川角色的肤浅处理一样，拉贝也被简单、单向地处理了。仅从艺术手法上看，陆川在此也不显高明。

　　陆川是个富有才华和个性的导演，但要拍出“大片子”，还要有相匹配的深刻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支持。

　　作者：越没